一篇重要的磁州窑历史文献——从张应登《游滏水鼓山记》看明代彭城窑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古明属磁州）境内，有一处全国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南北响堂山石窟。在北响堂山石窟的隋佛龙洞前，置立着一块重要的碑刻。这块碑刻是明代彰德府推官张应登于万历十五年游览滏水、鼓山时写下的一篇优美脍炙人口的游记文章《游滏水鼓山记》。

　　张应登（生卒年月不详），四川内江（今四川省内江县）人，进士出身。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任河南彰德府（今河南省安阳市）推官。万历十五年秋，作者由彰德府赴武安县处理公务。沿途游览了滏阳河源头黑龙洞明月阁、竹林寺及南北响堂寺石窟、常乐寺和古镇彭城等处，对这里的名胜风景，民情风俗赞不绝口，写下了五首诗和这篇著名的游记。

　　这篇游记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其中一段专门描述了明代彭城磁州窑的情景，是历代典籍文献中描述彭城磁州窑概貌最多最详的一段文字：现摘录如下：“……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河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锻冶。入室，睹为缸者用双轮，一轮作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之一轮，自拨转之，而作亦如是。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近以旱故，各减十之一二矣。……”

　　这是一篇研究彭城磁州窑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磁州窑在我国古代北方陶瓷业占据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磁州窑作为民窑，不被皇室宫廷所重视，不为士大夫阶层赏识。所以，明以前在古文献资料中尚未见到记述有关磁州窑的记载，只是到了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和《明史》、嘉靖《彰德府志》、《磁州志》嘉靖年本、谢肇淛的《五杂俎》等等才略有记述。所以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刻显得弥足珍贵，他把亲临彭城磁州窑区的所见所闻和他对彭城瓷区当时居民的居住环境、人口数量，陶瓷生产的规模、工艺流程、供应方式、运输渠道、产品地位等都作了详细逼真的描述，传递了大量的明代彭城磁州窑的历史文脉和信息，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明代彭城磁州窑鲜活、生动的画卷，有着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

 

 

明代磁州窑遗址一

 

　　从这篇碑文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以下几方面信息和史据：一、彭城的制瓷业在明代已非常发达、繁荣和兴旺，闻名于天下。彭城的陶瓷产品，通过滏阳河船运，可直达于京城及外地。二、彭城的居民人口已很有规模，约有万家，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业重镇。三、彭城居民的房屋墙壁很多都用烧坏、废弃的笼盔、坛子作建筑材料，是“彭城街五里长、胡里胡同笼盔墙”的真实写照。四、彭城的每户人家，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制作工厂。作瓷的工人有千人之上，制瓷的工厂有千所之多。艺人的制瓷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五、彭城磁州窑最晚在明代已有官窑，每年进贡皇家的专用瓷器有很大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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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古窑位于现在的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滏阳河源头之西的中心地带。它与同负盛名的磁县观台窑均为古磁州窑的中心窑口之一。宋金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观台窑和漳河流域的各窑场先后衰落停烧。河北的邢窑经过唐代的繁荣，定窑经过宋金辉煌之后，也已逐渐泯灭。彭城窑在北方磁州窑系中心窑场地位进一步确立，从文化演变上成为磁州窑系的主流文化。

 

张应登的“彭城陶冶利甲天下，由滏河达于京师”。并非这位作为彰德府推官的文人雅士在《游滏水鼓山记》中的虚浮、夸张、溢美之词，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真实写照。磁州窑青年学者赵立春曾对位于彭城镇滏阳西路东端的盐店遗址进行抢救型挖掘时，搞过一次考古调查，以极其丰富的资料说明元代彭城窑已成为磁州窑制瓷中心（见2000年6月21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彭城为元代磁州窑的制瓷中心》和2003年北京磁州窑文化研讨会论文《彭城磁州窑元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但是在元末明初，磁州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国家的改朝换代之后，彭城窑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阻滞，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明初彭城窑虽窑火未断，但发展缓慢，质量不高。成书于明洪武年间的曹昭《格古要论》中记载了这一史实：“古瓷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锈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一是明以前的磁州窑瓷器，可与定窑相比。二是明初生产瓷器“新者不足论”也。经过恢复发展，彭城窑逐步进入兴盛期，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窑场增多，产量增加，品种繁多。

 

 

彭城笼盔墙

 

从明代的其它文献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理出彭城窑在明代的发展脉络。《明史》记载：“宜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纹白瓷祭器，磁州烧赵府祭器。”《大明会典》第一百九十四卷中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零六十六个。”这说明最晚从宣德年间开始，彭城窑已为明王府烧造祭器和承担了明代中央事务机构光禄寺大量的烧造任务。崔铣辑修《嘉靖彰德府志》中，对彭城磁州窑的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记载：“磁州，彭城厂，在滏源里，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大明会典》还记载：“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瓷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个。”另外，从《磁州志》明嘉靖年本以及后来的多种文献记载，都可看出彭城窑在明代的恢复发展和兴盛过程。

 

现藏于峰峰矿区南响堂寺文物保管所的《明故典史官龙潭李公墓志铭》，1992年出土于峰峰矿区人民医院门诊楼基建工地。墓主李龙潭，男，名钥，号龙潭。磁州彭城镇人。生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卒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7年）。志文中称其“攻陶冶，朝夕经营，迄天宁处。不三十年，置陶冶五十余处，庄房八百余间，田园千犹余亩。”李龙潭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为彭城瓷业的大窑主。这一事实也有力地佐证了彭城在这个时期，陶瓷业的发展非常迅速。

 

南方的景德镇从明洪武年间已形成为制瓷中心，并逐步影响到全国。彭城镇紧紧步其后尘，在明中期已成为北方的制瓷中心。因此，才有了“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之说。所以，张应登才做出了“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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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便，运输畅通是一个地方陶瓷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彭城瓷业在明代的进一步繁荣外销离不开优越、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古镇彭城位于滏阳河源头上游的两处主要水道之间。镇南有八里涧、九山沟，其水自东南流入滏阳河。镇西北有源于和村镇龙池沟的河水汇入滏阳河。这两条河流加上彭城周围的广盛泉、晋祠泉、元宝泉和黑龙洞的七十二处珠泉，形成滏阳河的滔滔之势而滚滚东流，流经磁县、马头、邯郸、永年等东部几县，然后跨衡水，穿献县直奔天津入海。

 

 

磁州窑富田遗址

 

彭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了古代磁州窑大量产品的外运，主要靠水路运输。这可从较多的历史文献中得以证实。唐代诗人岑参从长安来到邯郸，他在一首诗里写到：“客从长安来，驰马邯郸道……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邯郸女儿液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诗中反映了唐时滏阳河边船泊码头，客店、酒肆的繁忙景象。峰峰矿区还保存着一些明代的碑刻、诗文，也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滏河船运、彭城陶冶的情景。如“桥济车徒鱼网集，路通陶冶客来舟”（明弘治元年 刘湜）、“磁桥积陶冶、万舸达幽燕”（明 王具）等。我们也可以从明代其它的典籍文献中，看出彭城陶瓷主要靠水运的记载：明嘉靖《彰德府志》载：彭城生产的瓷器“绘以五彩，浮于滏，达于卫，以售他郡。”以上有力地说明，彭城窑在元末明初经过短暂的复兴期后，几乎整个明代的产品，除了在本地及周围地区销售以外，主要是通过滏阳河水道运入津、京及外地的。

 

近年来在滏阳河流域的航运故道中，常有挖出装有磁州窑瓷器沉船的信息和报道，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滏阳河航运的悠久历史。彭城窑产品走水路外运的历史直至清末，由于滏阳河上游水量减少，淤泥填埋、水道狭窄、流量不足而停运。清末平汉铁路的建成，以及后来铁路、公路的大量修建，才改变彭城窑产品走水路外运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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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登在万历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从磁州城里赶往彭城。中途游览了黑龙洞，登临了响堂寺发出了很多感慨！看到当时彭城后，更使他吃惊“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从他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彭城在明代中晚期的人口规模、居住环境和生产状况。

 

彭城古镇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从最初的零散聚集到形成一个小村，经宋元盛产陶瓷至明代成为陶瓷产业重镇，始终与陶瓷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发表了北京《毛家湾—明代瓷器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出版）。此次挖掘，毛家湾出土的瓷片100万余件，以明代的数量最多。其中“毛家湾出土的磁州窑瓷器22000余件，是近年考古发现较多的，为人们了解明代磁州窑的生产状况及产品行销状况提供了大量资料。”而“出土的明代磁州窑瓷器，明初及明早期的器物极少，占毛家湾出土的同时期器物比例也低。至‘空白期’数量稍多，到明中期才有较大发展。”同时，《毛家湾—明代瓷器坑发掘报告》还指出 “从明初至成化、弘治，经过一个世纪的缓慢恢复，磁州窑类型瓷器才再次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明弘治年《大明会典》中有关磁州窑在宣德年间开始为光禄寺大量烧造缸坛瓶等器物记载，正好反映了这一阶段磁州窑生产的恢复情景。著名学者郭学雷先生在《明代磁州窑瓷器》讲到“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明中期以后北方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大小城镇的再度繁荣有关。”

 

经过明初至明中期一百年的发展，彭城窑确立了磁州窑系烧造的中心地位后，彭城的人口达万余人了。而这么多的人口从事一种主要产业就是瓷器的生产，这在明万历时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情况，正如清光绪四十三年《增修磁县县志》所述“瓷器产于县境之彭城镇，又宋及今相传已久，窑场麋集，瓷店森列，占地面积纵横二十余平方里，四郊则矿井相望，废物堆积如山，市中则烟云蔽空，尘沙飞扬扑面，而运送原料、瓷器、煤炭以及客商、装货人畜车辆，此往彼来，尤有肩踵相摩、街镇巷溢之概，诚吾磁惟一之工业重地也。”车来人往，酒肆客栈，商贾云集，一片繁忙的工商景象和风俗情景。大批窑场的生产，使人口急剧增多，城镇面积扩大。窑工和居民利用烧坏和废弃的笼盔、坛子围院砌墙、修房造屋，“彭城街五里长，胡里胡同笼盔墙”形成了一道独有的人文和民居景观。在张应登对彭城古镇发出惊叹和赞美四百年后，著名作家梅洁女士在《随笔》杂志2003年第六期发表了《一个世界性的陶瓷神话》的文章，其中写道 ：“彭城周围，几十座高十几米、长数公里的古代瓷渣堆积如山，瓷渣山在地表以下深度竟达六至九米！在这些庞大的文化堆集中，埋藏着历代精美瓷器和瓷片标本。”“彭城镇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走在彭城镇的大街小巷，放眼望去，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房脊、圈棚、街路，全都用古窑具匣钵垒成。这种奇特、古朴的物象绝对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奇景。”古人的惊叹，当代人的欣赏赞美，正是由彭城磁州窑独特的文化内涵所引发而产生的共鸣。

 

“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锻冶。入室，睹为缸者用双轮，一轮作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之一轮，自拨转之，而作亦如是。□之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上述可见，彭城磁州窑一家一户即为一个独立的作坊，家家从事陶瓷生产，窑场大量增加，从事陶瓷生产的工人有千人之上，制瓷的工厂有千所之多。特别是对彭城窑工制瓷工艺技术逼真、神奇入化的描述，更是在古代文献中非常少见。正如郭学雷先生在《明代磁州窑瓷器》中阐述的“万历时期的彭城制瓷业并未因南方景德镇的兴起而迅速衰退，而是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烧造规模和发展势头。”“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彭城始终拥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其瓷业生产虽有起伏，但从未间断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千年窑火不息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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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座，岁造瓷坛堆集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个。”在明、清以后的有关史料典籍中，有不少关于彭城窑为官府、皇室烧造瓷器的记载。至少从宣德年间开始，彭城有的窑口已在为皇宫官府烧造瓷器。确切地讲，从明弘治十一年，历经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年间，彭城磁州窑仍然担当着为宫廷烧造专用瓷器的任务，而且数额较大。赵学峰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磁州窑典籍》（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中认为：“明时，除保持相当大的生产之外，工艺也有所创新和发展。在器形上，为了瓶身的稳重安定，梅瓶的底部加粗了，虽不及宋代梅瓶秀丽，却显示了另一种风格。在画风上，文人画的色彩更浓了，出现了‘骑乘连行’‘树下相连’等题材的绘画装饰。还有牙色，米色釉上绘折枝花的产品，花朵挂粉、逸笔草草，而生趣盎然，在上承宋、金工艺传统，下起清代景德镇粉彩装饰技法上，做了一定的贡献。”

 

明代彭城磁州窑的兴旺还确实表现在它的器物造型的丰富，精湛的装饰技艺和独特的风格。装饰技艺以釉上笔绘为主，白地黑花褐彩，白地黑花加划花装饰，青花绘彩，梅花点纹装饰，铁锈花、刻划花、金红绿彩、黄褐绿釉等多种技艺进行的装饰，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书法和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独特的磁州窑艺术语言。彭城磁州窑的纹饰技艺，还影响了日本、朝鲜、泰国等东亚、南亚一些国家后世的陶瓷装饰工艺。如日本桃山时代的绘唐津、绘志野，以及濑户生产的白地黑花褐彩以及长谷部乐尔先生提到的“绘高丽梅钵茶碗”（梅花点纹碗）等。

 

据《毛家湾—明代瓷器坑发掘报告》“明代磁州窑瓷器品种及器形统计表”表明明代磁州窑有21种器形（罐、盆、碗、壶、杯、钵、盘、洗、器盖、蟋蟀罐、渣斗、盒、瓶、高足杯、烛台、花盆、盆托、枕、器座、砚滴、瓷塑），9个品种（白釉、酱釉、白釉黑花、绿釉、黑釉、白釉黑花褐彩、红绿彩、孔雀绿釉、三彩）。

 

而“元代磁州窑瓷器品种及器形统计表”表明元代磁州窑有8种器形（盆、碗、罐、瓶、器盖、盘、壶、盒），3个品种（白釉黑花、黑釉、棕黄釉）。

 

另据《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内蒙古包头燕家梁元代遗址》报告：瓷器出土数量“磁州窑系最多，……有白地黑花、白地茶色花、白地赭色花、白地酱花、白釉剔花、黑釉剔花及白釉、黑釉、酱色釉、绿釉、红绿彩、绞胎等多种。纹饰以花草、鸟雀为其常见素材，有釉上彩与釉下彩之分，器形有罐、盆、碗、盘、烛台、香炉、各种瓷玩、送子观音等。”两朝统计比较证实，明代比前朝制瓷的工艺和品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我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独树一帜。郭学雷先生提到：“以明代晚期，也就是相当于日本江户前期的彭城窑产品最为丰富。”

 

张应登的这篇《游滏水鼓山记》描绘了滏河两岸的山川美景、历史遗故、民俗风情，特别是贴切地反映了彭城磁州窑的真情实景，这是一篇研究彭城磁州窑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人物名片

　　郭光杰，男，1961年出生于磁州窑故乡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三十年来，他致力于磁州窑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磁州窑文化研究，在晋、冀、鲁、豫磁州窑文物收藏界和学术界颇有影响力。近年来他和郭光华先生合作出版了《彭城磁州窑》一书，是磁州窑文化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之一。他撰写的《一篇重要的磁州窑历史文献——从张应登<游滏水鼓山记>看明代彭城窑》等多篇学术论文在磁州窑文化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反响。他筹建了国内第一家私人磁州窑博物馆，馆藏磁州窑珍贵文物数百件，陶瓷大家叶喆民先生亲自为博物馆题写了“郭氏磁州窑博物馆”馆名。现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峰峰矿区文联副主席、峰峰矿区收藏家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