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销瓷的前世今生——中国外销瓷与东印度公司

位于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拥有惊人的丰富馆藏，其中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可谓首屈一指。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外销瓷》一书正是依托这些宝贵的馆藏，向读者讲述一个关于被出口至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的故事。本书将主要聚焦在明朝（1368－1644年）中叶以后至清朝（1644－1911年）的中国瓷器，时间跨度从16世纪到19世纪。当然，书中还包括了几件早期的代表瓷器。书中所介绍的这些中国外销瓷器的出口目的地主要是欧洲市场，也有一小部分是专为中东和亚洲地区生产的。尽管如此，在本书中，我们将结合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最珍贵的藏品，介绍最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高温釉瓷器的国家。从最初几个世纪开始，中国就开始出口这些垄断产品。从9世纪起，瓷器已经成为出口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主要贸易产品，但直到14世纪，欧洲人很少会收藏瓷器。到了16世纪，欧洲商人才建立起了与中国贸易的直接通道。1557年，葡萄牙人最早在澳门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对华贸易关系。17世纪时，一批大型国立贸易集团“东印度公司”令人瞩目。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先抢占统治地位，随后是18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他国家也在亚洲展开利益争夺，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由奥地利皇帝特许的东印度总公司（别名：奥斯坦德公司），以及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建立的皇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商船也开始进行频繁活跃的贸易。成立于1600年的伦敦东印度公司在1708年与较晚建立的公司合并后，组成“荣誉东印度公司”，进而成为当时在亚洲地区最有势力的欧洲贸易机构之一。下面就介绍几件与“东印度公司”有关的外销瓷器。

图1 镂空水果篮和两个托盘，饰以“荣誉东印度公司”纹章

图1为饰以公司藏书票纹章的餐具。大型餐具原来都是提供给公司在印度的高级官员使用的，这套餐具来自印度马德拉斯（现名金奈）的圣乔治要塞，是当时英国在亚洲贸易的中心。这套餐具很可能是为了公司一百周年纪念而订制的。许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在他们印度任期结束时，将部分餐具带了回来。由此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水果篮和托盘会在1898年时进入了博物馆。英国的订单一般都通过位于印度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总部运送，官员们从这里向中国订购瓷器。

图2 杯和杯碟，饰以荷兰共和国纹章

图2所示杯和杯碟制作于1728年之后不久，作为荷兰贸易历史上一次重要活动的纪念品。它们被装饰以当时最新流行的粉彩手法，设计图案则是复制了荷兰人在1728年铸造，专门用于亚洲贸易中的一种银币的反面图案。整个图案甚至复制了银币的边缘齿轮的纹饰。这是荷兰最早允许铸造专用于亚洲贸易之钱币的时间，这也说明了商人们对及时供应的贵金属钱币的需求。这种钱币和这套杯和杯碟都饰有荷兰共和国的纹章，下方饰有一组带有VOC字样的纹章（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纹饰的边缘则写着荷兰共和国的拉丁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和“1728年”。

图3餐盘，饰以华尔庚尼尔家族纹章

图3所示的餐盘装饰十分精巧，饰以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埃德里安·华尔庚尼尔（Adriaan Valckenier, 1695－1751年）的纹章。1740年在巴达维亚发生“红溪惨案”之时，这位官员被提升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这一事件的发生是由大量失业的中国商人和移民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发生冲突所致。大批的中国商人和移民在前任总督的鼓惑下来到荷兰殖民地，却由于当地的贸易滑坡导致他们集体失业。于是，荷兰人企图限制他们的活动，将他们运送到其他的殖民地，而这一行动因为一些关于荷兰人会在中途丢弃这些华人的谣言而无法实施。于是爆发了骚乱，而残酷的镇压致使许多人丧生。华尔庚尼尔订购了至少15套纹章瓷器餐具，总共3500—4000件，其中1000—1200件被保存了下来。这件餐盘的盘缘上使用墨彩技法勾画了从铜版画上复制的图样。这种装饰技术使得工匠可以轻易地重现版画和铜版雕刻作品中的明暗变化效果。餐盘左边画的是位于荷兰克莱夫小镇的威廉国王城门，上方画的是一个不知名的荷兰小镇，右边描绘的可能是位于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仓库，而在下方则是华尔庚尼尔的家族纹章。

图4餐盘，饰以荷兰船弗雷堡号及1756年年款

图4所示的餐盘上描绘了一艘帆船，船上的长三角旗迎风飘扬，跳板也已经降了下来，好像是在黄埔港边停靠时的景象。餐盘上部的装饰框里写着“弗雷堡号，雅各·雷兹船长1756年在中国”。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弗雷堡号1756年时停靠在广州。虽然还有另外几个饰以相似图样的餐盘存世，但是官方记录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它们。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雷兹船长和他的工作人员私人订购的。

这些瓷器见证了西方人的经历，而英语国家的民众却不熟悉中国人眼中的那个时代。中国作者几乎没有描写过广州贸易的情景，当然仍有例外。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位中级官员梁廷枏发表了《粤海关志》。在书中，他引用了广东海关保存的官方文件。清朝灭亡后，一位广东行商的后人梁嘉彬（1910－1995年），在1937年发表了《广东十三行考》。北京故宫一直以来都保存着大部分的官方记录和文件，直到 2002年故宫档案的公开才第一次使人们对照比较这些不同角度的记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