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深鱼自乐》	《天寒花自香》

                                         居高声远

    趁着戴荣华饮茶小憩之时，笔者得以游览他画室中那一件件精美的瓷器。这里都是他新近绘制的一些作品，有粉彩、新彩，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当然古彩瓷居多。而其中又以他的古彩仕女画和婴戏图尤为人所称羡不已。

    形貌适中，窈窕清丽，纯洁温文，是戴荣华笔下仕女独有的特征，或花前月下，或戏蝶扑萤，或摘莲采菱，或静思远眺。从而“妙得闺阁之态”。《今年花开更艳红》瓷盘上,戴荣华以娴熟的古彩装饰形式,刻画了两姐妹园中信步闲谈的瞬间情景,海棠为之盛开,彩蝶为之翩舞。那单线平涂的精致，红绿鲜明的色彩，装饰味浓郁的边饰，以及颇见功力的线描，显然是在有限的空间中，在不多的笔触下，蕴藉了少女不可穷尽的处子美，感受到生活里真挚无邪的和谐美。

    画锦鸡牡丹，这是一个古老的题材，但凡陶瓷装饰上不乏有此纹图。而戴荣华的古彩《锦牡图》，一反传统“开堂子”或满体装饰的旧习，运用了主饰通景的构图方式，九层边饰巧妙地把镶有璃耳的葫芦瓶按“黄金分割律”处理得主次分明，疏密得当，既不失古彩装饰的古韵，又有新颖的时代气息，充分地发挥了古彩线、点、圈的综合性能。尤其是锦鸡的形象不仅准确华美，甚至那尾羽上不可能有得到绚丽多彩的圆点点也给人真实的感觉，具有戴氏古彩艺术风格的鲜明烙印。

    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时，戴荣华走过来，深有感触地说：“我认为不管是青花也好，粉彩也好，包括古彩，工艺上要有原汁原味，造型设计上就不能停留在古代的水平上。艺术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去丰富，去创新。才能适应社会上人民大众的心理审视的要求。”他讲了自己对瓷画造型的三个标准，一是器型要漂亮，适合画境的表现需要，如画单个仕女侍立修竹下，瓶型就应该是以瘦长的梅瓶或橄榄瓶为宜；二是釉色白腻，以青白釉最好；三是装饰上要有自己的思维，包括造型形式、构图章法、色彩语言等等，都要有个性。三者统一，就有民族的文化、地域的特色、个人的风格。我知道，戴荣画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痴情古彩，其作品就有很多的新突破，仅在古彩料色上，他就研制出了古赭色和古墨绿色，进一步丰富了古彩的色彩表现力。为了突出铁丝线描的刚劲，他独具匠心地用钢笔绘制古彩并取得成效。在首都北京饭店陈列的千件古彩大花缸《春色满园》和现存部陶研所非卖品千件古彩大花缸《鸳鸯戏莲》，就是他运用新材质新工艺所绘制的，博得海内外人士一致赞誉。

    然而，有谁知道，只因戴荣华苦心诣意地研习“古彩”艺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竟被扣上“只专部红”，“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受到全所上下的批判，（同时挨批的还有李进）。继而在十年“非常”时期，又受诬为“反革命集团”分子而被抓游斗。其后，部陶研所解散，他与张松茂、黄海云等人分配到瓷用化工厂专事花纸设计。他创作的《春蕾》和《》两个画面受到客户好评而投入了大量生产，为企业扭亏为盈作出了贡献。他设计的《龙珠阁》款识，成为了景德镇出口瓷专用的驰名商标。一九年，历经磨难的部陶研所恢复了，戴荣华和他的老同事们也随之重返久违的部所艺术室。

    从此后，戴荣华从古彩起步，而后全方位拓展，博采众长，厚积薄发，对诸多陶瓷工艺熟谙在胸切运用自如。不仅游古彩、新彩、红绿彩，也有粉彩、墨彩；不仅有青花、釉里红，也有高温色釉的综合装饰。且国画自有温文儒雅的风韵，在瓷坛画苑卓然成家，于陶瓷艺术创作的激情更加炽热和奔放了。

    他的古彩《春色满园》金地大圆盘、古彩《锦鸡牡丹》大彩盘、青花釉里红《荔枝》瓷瓶、青花斗彩《雄鸡》瓷瓶、釉彩青花鱼纹异型瓶，相继为国家珍宝馆收藏。另两件红绿彩鱼纹彩盘和古彩《鸟语花香》瓷瓶，则被日本珍藏于国立艺术馆。并先后赴日本、新加坡、印尼及港澳台地区举行个展和学术交流。作品屡获国家级奖项，并成为国内外馆藏的新宠。于是，在一九七八年，他被景德镇市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一九九四年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典籍，一九九六年荣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殊荣。

    说实话，我看过不少婴戏图的陶瓷作品，却觉得戴荣华的童趣有着一种返归天真的冀望，一种对童年生活的回顾，一种无思无嗔的追求。诚如他的先生张志安老师所言：那“抓蟋蟀的儿童，拖着猫尾巴的儿童，捉迷藏的儿童，说着悄悄话的儿童，骑竹马的儿童，节日打灯笼，点爆竹的儿童，与小鸡一起玩耍的儿童都是充满迷惑的。戴荣华正好捕捉住童年的心态，也许他画的正好是童年的自己，或是童年的伙伴。”

    粉彩《婴戏图》瓷瓶，描绘的是几个小孩载庭园的山石旁捉迷藏的情景：那蒙眼伸手欲擒的儿童憨态可掬，身后一男孩以摘枝花草去逗引，更觉稚趣盎然。戴荣华笔下的儿童都是大大的头，小小的身子，小鼻子小嘴，个个却眉清目秀，连那些不同的童髻小辫斗画的十分漂亮而惹人喜爱，举止间表现得天真活泼，灵性乖巧。文静而又痴迷地活动载他们特有的天地里。无怪乎有人赋诗评赞：男童女孩本无邪，青梅竹马人世间；紫毫写得真情载，放飞童心亦天然。”

    聊得兴起，我蓦地记起一件颇有争议的事。一九七五年，部陶研所为毛主席制作专用瓷“七五零一”，其中有釉上“水点桃花”彩绘的，也有釉中五彩的，这釉中五彩的芙蓉花的设计和绘制，外界盛传市戴荣华执笔的。戴荣华听了笔者的询问，坦然地说：“这纯属收藏界某些人的炒作所为。‘七五零一’瓷就其材质精良、器型精美、彩绘精湛，可以说市代表了当时景德镇的最高水平，这是大家公认的。当时参与工作的有著名的陶艺家，如汪桂英、刘平、徐亚凤等等，也有不少名不见经传的工艺高手。毛主席专用瓷中的釉中彩芙蓉纹饰的设计和主笔市梁同兴而不是我，我不能贪天功为己有。做人嘛，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民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番话，说得是那么直率、那么恳切，那么令人信服。

    “缘”的涵义很广。就戴荣华与瓷结缘的艺术人生来看，似乎与来自古鄱的历史、地理、情愫紧密相关。唐代古郡刺史元霍如果没有瓷缘，就不可能有柳宗元的《代进瓷器状》；晚清张之洞如果没有瓷缘，就不会有设在鄱阳的中国陶业学堂；潘陶宇如果没有瓷缘，就不可能从鄱阳走出来，促使浅绛彩瓷问世；汪野亭、程意亭、毕伯涛如果没有瓷缘，就不可能参与组织盛名海内外的“珠山八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求其索，不就是一个缘吗？！一连几天的采访，使我对这位从古鄱走来的戴荣华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使人油然想起了唐代虞世南的诗句：“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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