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农历新年比别的城市更有民俗特色，每届岁末天后宫前就出现规模庞大的剪纸市场，货摊上陈列着许多具有传统特色的吉祥剪纸，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引入注意的是各种猪形的剪纸。天津人过年时习惯把猪形剪纸贴在门户上，认为可以给一年带来好运，谓之肥猪拱门招财进宝。这种习俗相沿已久，年年岁岁，几乎家家如此，一直至今而不衰。猪的形象被民间艺术家塑造得非常可爱，他们用黑色纸剪出滚瓜溜圆的肥猪，身上还用彩纸装饰以福字等花纹，猪背上驮着用金箔纸刻制的摇钱树聚宝盆，周围也分布着金银财宝，辉煌灿烂；有的大猪还带领一群小猪，活泼可爱，也具有子孙繁衍、人财两旺的吉祥祝愿。这些都体现出民间艺人的智慧和才艺，从中透射出人们对生活富裕的强烈愿望，也为过年增添了情趣，形成天津过年一道具有地方色彩的亮丽风景线。
    天津的肥猪拱门剪纸无论是造型和寓意上都独具特色，它是在对民族传统美术的继承中发展起来的。猪的形象的出现，在美术品中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猪最早在上古美术中出现
    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过去曾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猪是农家必养的家畜。远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猪的饲养，而且其形象被塑造于工艺晶中，年代最早的当数北京市平谷县上宅遗址出土的1件陶塑猪头，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文化遗址也出土了2件陶猪头，它们都是眶今七八千年前的遗物，这些简单的陶塑已能抓取对象的主要特征。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猪形陶塑，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陶猪造型完整，突出地表现出大猪厚重笨拙的体型和低首作奔走之状。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地还发现了一件刻有猪形纹样的黑陶钵，猪的体貌长吻细腿，应是饲养的早期品种。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进一步出现了陶制的猪形象形器，短喙圆肚，憨态可掬，形象相当逼真，虽然器物已残缺不全，但上部有注入口，当为盛水之用，造型和实用结合的颇为成功。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六七千年前早期艺术品的造型技巧还未免粗拙，然而已能把握物形、物态的特征，显示出先民的智慧和艺术才能。他们把猪作为拥有财富的象征，又将其作为美的对象加以表现，这些艺术作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社会农牧业发展状况和工艺水平，具有相当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辽宁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精美的玉雕，其中的“玉猪龙”的造型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些早期的龙形的头部皆双耳直立，两眼圆睁，吻部凸出且鼻间有横纹，具有明显的猪头特征，玉猪龙有孔可以佩戴，应具有巫术辟邪作用，也有人据此认为龙形的发展和猪有关，果真如此，则又为猪增添了几分神圣性。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亦有猪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后期的豕卣应出土于湖南，该器四足，却由前后两个猪首相对组成，圆腹大耳两眼凸出，吻部几乎着地，把猪的肥胖笨拙的特点和实用容器巧妙的结合起来。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豕尊，头部细长、嘴巴拱翘却露出尖利的犬齿，滚圆的体腹和直立的四肢，塑造了一头凶猛的野猪形象，而背部却安装了一个带有小鸟的器盖，却又增加了几分活泼和灵巧。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一件猪尊，体态硕壮而神态平和，全身光洁只在腹部有装饰花纹，已是鲜明的周代风格。在青铜器上塑造猪形，大概是作为祭祀的牺牲而设计的，精妙的造型和装饰都反映了作者的想像力和表现力。
    汉魏美术中猪的形象
    猪可利用之处颇多，可食肉、可寝皮，其粪便可积肥，有利于农作物的增产，古人有养猪致富者。汉唐时养猪已非常普遍，汉墓随葬明器中陶猪为常见之物，形象多种多样，或肥硕温顺、或健壮威猛，塑造水平较前代大有提高。有的还施以绿釉，颇为美观别致，有些明器将猪与猪圈构成一个整体，圈又与茅厕相连，这种“连茅圈”的构建一直延续到近代，显示出那时已注意养猪的积肥作用。
    猪的形象也在现存魏晋之际的绘画作品中有所反映。甘肃酒泉魏晋墓中有描绘西北农牧生活的彩画砖，其中就有宰猪的场景，屠夫将猪捆于长凳上，挥刀宰杀，与今日民间宰猪情景极为相似。甘肃敦煌莫高窟249窟的西魏壁画中有母猪率成群的猪崽在山林中奔走觅食的画面，母猪腹部下垂成排的乳房，六只幼猪紧随其身后，皆仅用类似白描手法的墨线勾出，简洁流畅，寥寥数笔就抓住了对象的神韵，颇为生动有趣。汉魏之际西北地区是国防军事重镇，政府曾在该地施行军垦和开发，农业随之有了很大发展，从这些图画中可看到当地养猪也已普遍起来。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