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既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腾云驾雾的中华龙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是一种意念，是一种割不断舍不掉的情结！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居住区和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就是龙。新岁舞龙，端午划龙舟成为传统文化习俗，上下数千年，流传有序。“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作为属龙人，我一直关注着中华龙图案演绎进化的过程。在我国的十二生肖中，龙是唯一虚拟的物种。龙，为何让我们的祖先崇敬，乃至顶礼膜拜，令人费解。不久前，我去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实地考察，并同甘肃省马家窑研究会会长王志安先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马家窑博物馆的展品中，我们惊喜地发现跨度近2500年的马家窑蛙纹彩陶，它向人们揭示了蛙纹出现、变化，最终发展成雏形龙图案的演绎过程，而整个演绎过程与先民避免和战胜水患的愿望有着直接的联系。马家窑文化彩陶画，可以证明中华龙的形成起源于蛙纹。这是我们在研究了众多马家窑彩陶画之后得出的结论。

     序曲：龙的起源众说纷纭

     “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如何可以识得天地？禹用应龙，如何沟通江海？应龙怎样以尾划地？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日光无处不到，烛龙如何再照？”爱国诗人屈原曾在《天问》中问了一连串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屈原大胆地提出了疑问，“龙”这个神物自然也在疑问之中。

     龙，是先民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从开始的“模糊集合”到后来龙的形象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是文学家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在他的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这样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此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至于龙图腾是怎样形成的，闻一多在他的名篇《伏羲考》中说：龙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和示威来概略。

     学者们一直在研究龙的起源与本质，其主要观点有：蛇、蟒蛇说；鳄说；蜥蜴说；鱼说；马、河马说；猪说；牛、水牛说；蚕说；恐龙遗存说；人文动物说；生命符号说；树神说；雷电说；云神说；虹霓说；龙卷风说等。

     关于龙的图案，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显示：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说是龙最早的雏形；辽宁阜新查海出土距今达8000年的石块堆塑龙，及两块陶片上的龙纹，均为蛇形；内蒙古赤峰赵宜于设防沟出土的距今7000年左右的陶器龙纹，其头似猪首，其身如盘蛇或卷云；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约6400年的蚌塑龙纹，似鳄形、鹿形；甘肃甘谷西坪出土的距今5500年的彩陶瓶龙纹，像鲵；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彩陶盘龙纹，似蛇；浙江余瑶山、反山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玉器龙首纹，是牛、鹿、猪等动物的部分形象的综合。

     各种龙起源之说，多为假说，没有实物证据。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证据不够系统，不少学者趋于多元综合说，似乎亦多了一些假设，出土的器物和古老的图案，到底是不是龙的真正起源，众说纷纭，难以统一，用今人的眼光来判断似是而非，只是略有点像龙的形状。其实，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明确判断的原因，是那些出土器物和古老图案都是孤零零的单个器物和图案，根本无法看出龙形成和发展的演绎全过程。

     而马家窑彩陶画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龙起源于蛙的过程。它证明从蛙纹到原始龙的“三部曲”在史前已经完成：第一部曲，从蛙到蛙图腾；第二部曲，从蛙图腾到“蛙神”的诞生；第三部曲，从“蛙神”到飞天龙的出现。龙在史前已经完成了从水中到天空的自然过渡。

     第一部曲：从蛙到蛙图腾

     古老的岩画、堆塑和陶器上所记载的龙，是古老民族远古图腾的重要佐证，尽管人们无法断定龙的图腾就源于此，但它却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维和想象空间。

     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彩陶上画有大量的水波纹，那是泛神论时期先民对水的歌颂和赞美。由于先民对浩大、洪猛的水无法驾驭，但又离不开它，自然而然地对水产生了敬畏、依恋和崇拜。由对水的崇拜，进而对在水中自由出没的鱼、蛙、蜥蜴同样崇拜。这一时期是马家窑文化中马家窑类型的水崇拜时期。有一件马家窑彩陶盆(图1)，距今5800年左右，满彩画法，盆底画着一只硕大的蛙，长着两只大眼睛，挥舞着四肢，笔画具体而生动，线条流畅而遒劲，蛙的周围画着众多的水波纹，让蛙来抵抗滔滔巨浪，保护丰收的田野，这无疑是先民的美好愿望，表明先民无比崇拜水中的蛙，遂努力将它变为图腾化的艺术造型。

     由此可见，先民对蛙的崇拜决非偶然。那时确实曾发生过非常大的洪水，西方民间有诺亚方舟从大洪水中救出世人的传说，而我国也流传着大水淹没了世界，只留下女娲伏羲的传说。在马家窑遗址所在地，至今还能看到当时洪水冲刷的痕迹，水患的严重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青蛙是两栖动物，能在水中生，会在地里长，出入自由。加上青蛙产卵量大，繁殖能力极强，这与先民企盼多多繁衍后代的理念又是一致的。“蛙”与“娲”同音，“蜥蜴”又同“伏羲”音相近，女娲补天和伏羲演绎八卦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说文》云：“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更是深入人心。据传在远古人类全部被淹死，只留有伏羲、女娲兄妹两人。但兄妹不能结婚，洪水过后人类不能繁衍，怎么办呢？忽然天地有一个声音说：你们分别到两座山头上去，那里有两个磨盘，你俩分别去把两个磨盘滚下山，看能否结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你们就结婚。于是他们把磨盘滚下山，结果磨盘合到了一起，于是，兄妹结婚，担负起繁衍人类的重任。

     在马家窑半山彩陶(距今4500年左右)上出现了大量赞美歌颂田园的四圈纹(图2)，先民由对水的歌颂赞美，逐渐地转变为对田地的赞美、向往和歌颂，进入了土地崇拜时期。先民把旋涡纹中的小圆圈逐步放大，画成了井井有条的田地，越到后来圆圈越大，最后画成了布满陶面的四个大圆圈，圆圈中画满了田地，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农业社会基本形态，农业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产业。农耕文明给先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从发现的半山类型时期和马家窑早期先民墓葬数量来看，半山时期人口的繁衍非常迅速，其数量远远超过了马家窑早期人口数量的数十倍到百倍。这一发展成果的出现，完全归功于农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部曲：从蛙图腾到驭水蛙神

     随着农耕文明的产生，先民逐步走出山洞，走下山坡，走近水源并开始垦荒种田，田地成为先民的生产资料和财富。马家窑半山类型时期，先民已经有了自己开垦种植的田地，逐步结束了靠采集野果和打猎为生不稳定的艰难生活，完成了人类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

     但是，农耕文明发展之后，靠天吃饭的先民依旧遭受着水患之苦，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无穷无尽的水患，无情地吞噬着他们的田地和家园。面对洪水的危害，如何战胜它、制服它，已经成为当时先民最大的现实问题和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这时候的马厂彩陶上，许多“蛙神”出现了。

     马家窑文化到了马厂类型时期(距今3800年左右)，彩陶上开始出现大量的“蛙神”纹(图3)。这种“蛙神”不是简单地重复先民早期的蛙崇拜，而是将其进一步抽象、夸张、升华，“蛙神”的双肢功能(图4、5)更加强健有力。为了战胜不断面临的水患，先民进一步神化能够自由出没于水的青蛙，将它们粗壮结实的双肢渐渐变成了四肢，使其成为有足够力量战胜洪水的神灵。你看，马厂彩陶上画着“蛙神”纹，同时又在两侧的对面，画上表现田地的方格圆圈纹，寓意为美丽的田园已经受到“蛙神”的保护。

     这些“蛙神”不同于马家窑早期的具象蛙，也不是一种简单图腾的概念，而是能够抵挡洪水、保护田园的神力无比的护佑神灵，是抽象化了的“蛙神”。为强化“蛙神”驾驭水的功能，“蛙神”多不画头，只画腿部。先民以抽象的表达手法，突出青蛙伸屈有力的腿部，在这些神奇发达的腿上，腿关节处也长着脚爪，显示了它超凡的能力。其中只有少数画上了头(图3、6)，而且是人头的形状，说明先民所画的已经是人格化了的神灵。“蛙神”源于对蛙的崇拜，又超越了蛙的图腾，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文化。

     从马家窑彩陶画上的“蛙神”，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在马厂类型这一时期，水患是对先民的最大威胁，要求制服水患是当时社会最迫切的呼声。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思潮的影响下，才孕育和造就了三皇五帝之后的治水英雄大禹。

     第三部曲：从蛙神到飞天龙

     “蛙神”以后，先民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创造符合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象征的形象：为了增强“蛙神”驾驭洪水的能力，给竖着的“蛙神”身上画上了越来越多的腿，从(图7)三层到(图8)四层，最终发展到(图9)五层。整个发展过程的年代大约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之间。

     先民越崇拜蛙神，长得腿就越多，画到五层时无法往上画了，聪明的先民把原来竖画的“蛙神”横过来画在盆底(图10)，这样空间就大了，“蛙神”身上增添了许多强有力的腿、爪，凌空飞动，成为驾驭万物、执掌乾坤的圣灵。于是，龙的雏形出现了，一件新事物诞生了。由竖立的转变为横式的，经过了艰难的发展历程，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变，它的意义与汉字从篆书演变到隶书过程极为相似。史前龙的演绎过程十分清晰：从蛙图腾到驭水蛙神，终而上天成为原始龙。这是中华龙原形产生的完整的链条，为中华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说龙起源于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史前发展的实证。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可以看出，龙的原形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史前时代已经产生了。

     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可以证明中国龙起源于蛙纹。在距今3500年左右马厂类型(图11)的彩陶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长着10余对粗壮有力肢爪的凌空腾飞的动物，首尾相接，而且可以围绕器物一周，而那些凌空挥动的腿和“蛙神”的强壮有力的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为龙源于蛙之说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这件高28厘米、直径22厘米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在甘肃省康乐县出土。如果孤立地看这个彩陶图案，并不会发现蕴含其中的重大意义，与其他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出土的有关龙的图案一样，只能说是又提供了龙起源的新证据而已。但是，如果将展品中有关蛙纹的图案加以归类，然后再进行比较，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蛙纹漫长的发展演变的迹象中，我们惊喜地发现，蛙纹自然地逐步演变成了龙。这件彩陶上的图案，展现了中华龙的雏形。

     原始龙形象产生于大禹治水前后，先民在强化了它驾驭水的功能的同时，也希望彻底摆脱水患的威胁，离开地面，飞上蓝天，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说，原始龙成为了先民美好愿望的化身。

     从马家窑精美蛙纹彩陶上，我们对中华龙图腾的产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时社会受到了洪水的空前侵害，水患严重威胁着先民的生产和生命安全。大量的马家窑彩陶上，以细腻而流畅的线条绘着水波纹图案。先民居住在山坡上，以采集果实、打猎为生，十分艰难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要下山取水，既离不开水，又不了解水性，更无法驾驭水。他们认为洪水威力无比、神秘莫测，且有灵气，于是就对水产生了崇拜。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爱飞”，飞腾于云天。“好飞”的龙，能在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中翱翔，担当着沟通天地的桥梁和信使的重任。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龙喜水，而水是先民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会腾云驾雾，超越了苦难、摆脱了困境；龙通天，天是天神居住的美好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卓越不凡。先民将这种种优点集中在龙的身上，龙也就自然成为祥瑞的寄托了。

     综上所述，马家窑彩陶画为我们提供了龙起源于蛙的有力证据，说明龙的起源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杜撰的。龙在史前已经完成了从水中到天空的演绎和过渡。史后吸收了十二生肖等精良动物的体态和体能精华集于一体，创造出成熟而神圣的中华龙。

     中华龙的形成经过了多次“进化”和飞跃，由图腾崇拜而神灵，再到帝王符瑞直至民族象征。《易经》云：“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龙已成为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理念。马家窑彩陶画，向人们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龙文化是从蛙文化开始并不断升华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