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家中整理东西。无意中看到父亲抱着我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看起来真年轻，只是神情里有些淡淡的忧愁和茫然，那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30出头，风华正茂。当时正值建国初期，国家为了发展陶瓷事业，拟在景德镇筹建一所为全国培养大批陶瓷人才的专门学校—一景德镇陶瓷技艺学校(即陶瓷学院前身)。父亲其时正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科毕业。于是，l955年父亲受国家高教部的指派并带着报效祖国陶瓷事业的赤子之心来到了心驰神往的瓷都——景德镇。

    一踏上景德镇这片土地，父亲便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地掌握真本领，他邀请一些当地知名的民间老艺人来课堂给学生当场示范表演传统的陶瓷技艺。为弥补老艺人在理论方面的不足，父亲还亲自编写、刻印讲义，讲解工艺理论。这种方法使得学生的专业成绩迅速提高，然而这一新的教学理念和打破常规的教学方法却遭到当时学校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认为老艺人是一些大老粗，根本不能站讲台，有的人甚至告到校长那里，说父亲利用老艺人在学校瞎折腾，破坏教学。紧接着，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本着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积极地投身于此次运动。会上父亲坦诚地对校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也表明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父亲认为陶瓷艺术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应由具备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又如“胡风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等，  加上父亲酷爱音乐曾哼唱过一些被批判的歌曲，那些父亲的反对派们终于有了机会，他们据此罗列了父亲十几条所谓的罪状。一夜之间，父亲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实，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父亲的话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又是多么坦荡啊!

    听熟悉父亲的人说过，以父亲率真的秉性和不识时务的书生意气，在那个年代被打成右派实属必然。只可惜父亲不得不告别他心爱的讲台，去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于是，我童年的记忆中，和父亲的接触、交流更多是在充满泥土味的大自然中。若是遇上晴天，干活累了的时候，我便和父亲坐在被太阳晒得松软的山丘上小憩片刻。这时天上飘着朵朵白云，风中弥漫着植物在充分享受了阳光的照耀后所散发的芳香。父亲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下身边的各种野花，如颜色嫩嫩的黄花和淡红色的百合，边画边告诉我，这些小小的野花不仅好看还有人药的作用，上火了可以把它们放在水里煎一煎喝了，能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还有，画的时候记住：叶子朝阳一面的茎脉应画得淡一些，背光的一面则要画得深一些。那一刻父亲和我忘了所有的纷扰，静静地享受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安宁和纯净。

    父亲白天在农场劳动，兼放养鸭子；晚上等待他的则是没完没了的检讨和批判会。父亲有——天放鸭时，发现广只小鸭子不知怎么走路一瘸一瘸的，父亲赶紧从山上采来草药给它敷上，还小心翼翼地用小竹棒替小鸭子包扎好受伤的腿。在父亲的细心照顾下，几天后这只小鸭子就可以下地跑了，父亲黑瘦的睑上呈现难得的笑容。即便在那样的年代，父亲仍未放弃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对新事物无师自通的禀性。有一天，父亲买来几尺棉布，又从书店买来教裁剪的书，熬了一个通宵用手工给母亲缝制了一条既合身又好看的连衣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裙子的领口和袖口上郡滚了一道玫瑰红的花边，还配以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像兔子的眼睛一样红的红扣子。我似乎觉得那裙手不仅体现了父亲关于装饰性与工艺性相结合的——惯的陶瓷艺术理念，同时它也见证父亲和母亲长达半个世纪的忠贞爱情。

    对了，那时家里来往的客人不多，有一个人父母常常提起，那便是父亲的三姐。我少不谙事，在一旁听得多了，忍不住在一旁插嘴：“三姐，三姐，三姐在哪里呀?”话刚落，头上冷不丁挨了一下，“三姐是你叫的”，性急的母亲斥责道，父亲则慈爱地教我：“小果，你该叫她三姑。”我才想起就算在当时那样的环境，我们家每年的年夜饭总少不了一道菜一一霉干菜烧肉，那霉干菜便是三姑从余姚老家寄来的，它不仅改善了我们全家的伙食，也慰藉了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思念家乡亲人的心!   

    印象中父亲总是忙，常常是母亲在家做好饭让我给父亲送去，而每次推开父亲工作间的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樟脑油的气味，而父亲则永远置身于满屋子的画稿和书的世界，墙上则挂着许多漂亮的图画。有一次，父亲看到我来高兴地放下手中的笔，从抽屉取出一只振动着翅膀的活蝴蝶，就在我用手去接的时候，一不小心，蝴蝶从我的指缝间飞出去了，我伤心得眼泪直在眼眶里转，父亲赶紧用他那沾有樟脑油味的手撩起衣角拭我的花猫睑，一边很快的用手中的笔给我画了一只像极了的花蝴蝶，直到今天我仍特别喜欢樟脑油的特殊味道，它让我备感亲切和温暖，每次闻到它，便唤起我对父亲和童年的所有记忆，我对于陶瓷的热爱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

    1978年，父亲终于摘去了右派的帽子，20多年的右派生涯同时带给父亲一只失聪的右耳，它也成为父亲1996年葬身干一场车祸的最直接的缘由。

    1979年父亲被他的老师祝大年先生点名参与首都机场壁画群《森林之歌》的制作与绘制，父亲作为祝先生的第一助手，他与祝先生一道承担着从设计起稿到指导制作再到绘制烧成的整个艰辛的工作过程。虽然紧张而忙碌，但父亲的精神却是兴奋而愉快的。从今天留下来的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父亲那时睑上还包扎着纱布，可见其辛苦。我是在那时候第一次听到有人直呼父亲的名字“施于人”，我觉得很奇怪，悄悄指着祝先生的背影问父亲：“他是谁呀?”父亲回答：“他是我的老师呀。”

    我发现在工作的场合，父亲总是站着微倾着身体向祝先生征询工作中的问题，  即使是旁边有空的座位，那份谦恭的神情一如在教室被老师提问的学生。我惟一的一次见到父亲痛哭流涕便是在父亲得知祝先生去世时，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祝先生也是江浙人，他和父亲说的都是带江浙味的普通话。那时祝先生在景德镇工作期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住的地方洗衣服不方便，母亲便分给我一个任务，每天父亲将祝先生的衣服拿到家里由母亲洗晾，然后又由我送回祝先生的住处。每次见到祝先生，他常常关心地问我一些家里的情形，如“生活还好吗”、“定粮够不够吃”，当我告诉他，我和父亲种的蔬菜够全家人填饱肚子，甚至还可以将多余的晒干送人时，他很高兴，忙不迭地说：“蛮好，蛮好。”当他知道我也走上了陶瓷这一行时，我们之间的话题便多起来，祝先生鼓励我要做一个好的陶瓷美术工作者一定要熟悉和掌握陶瓷工艺及理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陶艺家。父亲从祝先生那里不仅承传了陶瓷技艺，且有着对物质一脉相承的淡然与超脱，摘帽后，每每有人提及过去某个人曾加害父亲时，父亲总是宽容而体谅地说：“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不关个人什么事。”父亲对人性和人与人的情感充满着终极的信任和关爱!

    父亲一生热爱各类植物和花果，并对其生长习性颇有研究。从他早期的油画、国画、水粉画及后来的陶瓷作品，我们发现植物和花果是他笔下永恒的主题。我看父亲的作品，看不到一丝他不幸的遭遇和受损害的愤怒挣扎，只是感受到自然界带给我们的恬静和无以言说的美，正如傅雷先生在莫扎特一书中说的那样：“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这亦是对父亲人格的一种诠释。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父亲去世已8个多年头。每当我在父亲的院落看到静默地立于墙角一隅的昙花，恍若看到父亲那张熟悉的脸，想起父亲历尽磨难、仍勇毅奋发的一生，不禁感叹命运之注定的无法回转和挽留，愿父亲的灵魂在天堂得以永久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