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瓷路

特邀嘉宾：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余仰贤

Z：  老师。据史料记录的推算。今年正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纪念。有专家学者评论说，郑和开辟的海外贸易通道，实质上就是一条“海上瓷路”。

B：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连接东亚和西亚、地中海的贸易通道一般是在内陆。它是经过中亚细亚的沙漠和草原，翻山越岭到达波斯，进而通达地中海的路线。十九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尽管这个称谓带有一些浪漫的色彩，但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有“丝绸之路”才是古代或者说是中世纪中西方贸易的主要渠道。而实际上，这条路被频繁使用是在九世纪以前。从此以后，海上交通才是中国通向西方国家贸易的主要路线。确切地说，是在唐代晚期，中国的陶瓷等物产出口贸易通过海上航路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曾沿着这条航线进行了深入地细致考察，并把它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

Z：  这就是说，中国瓷器早在唐朝时，就通过海上航线而广泛地进入了国际市场。

B：  对呀。

Z：  我想知道，为什么晚唐以后要拓展海上陶瓷航线？

B：  发展海上陶瓷之路主要原因，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是内陆“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的制约。我们知道，丝绸之路要经过戈壁滩的沙漠和高热地区。由于干燥的原因，装瓷器的木桶会干裂，捆绑的束草也会干碎，这样会使瓷器从骆驼背上摔落下来而造成损失。所以他们在包装用瓷上改用稻草，并塞进少许砂土及豆麦，洒水促使豆麦发芽，缠绕胶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干裂、保瓷器。尽管如此，但道路艰险，安全因素仍不乐观。其次是运输的方式，骆驼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行动缓慢且运输量不大。最后一条是中国海疆广阔，沿海良港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都发展的很快。所以在内陆的“丝绸之路”之后，宋元代更重视拓展海上贸易的通道。

Z：  易碎的瓷器利用船载水运，确实是安全便捷。

B：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外销到东南亚大部分已采用了海路。那时的船体结构及抗风性能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对中国的海船就十分赞赏。他说中国“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织成席状，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二埠”。航海技术方面，元代的海员已掌握了海洋气象变化及海上季风活动的规律，去南洋诸国是“每遇冬汛北风发舶”，“夏汛南风回帆”。加上天文航海技术及指南针的广泛运用，使海航更加准确地把握航向和航线。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瓷器大批量、安全、快捷、降低运输成本地外销出口，这应该说是最明智的选择。

Z：  有意思是，景德镇是个内陆山城，但是在明清时期就非常虔诚地供奉海神妈祖。康熙年间，还在镇上建了一座宏丽的“天后宫”。我想，这也许与海上瓷路有关联吧？

B：  这座“天后宫”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描绘的都是海航风景。海神塑像法相庄严，其规模之壮观超过镇上其它的庙宇。传说是镇上有一位瓷商，运瓷远航海外，横过大洋时，突然遭遇到强烈风暴。幸亏蒙难时见到妈祖显灵，才转危为安。为了兑现对海神的许诺，他以全部家产建造了这座保佑海航平安的天后宫。

此后人们出海都要入宫祭拜妈祖。可以说，这座天后宫成已成了古代景德镇陶瓷出口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Z：  这么说来，“宋代以来有均输”就基于这个历史条件。

B：  对。特别是在宋元以后，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青花瓷更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两宋时期，朝廷因财政困难，“一切倚办海舶”，并奖励外贸，在广州，泉州设置了市舶司。景德镇瓷器主要经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海外大小五十多个国家。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是最早贩运瓷器到欧洲去的，卖得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由此可见，宋代景德镇的瓷器对外国人具有何等强烈的吸引力。所以，宋代有位叫朱彧的在《萍洲可读》中写道，那些停泊在广州的外国商船，“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小隙地。”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

Z：  一四九八年后荷兰、葡萄牙人来中国通商，贩运的瓷器是最多的。以前瓷器输出最远不过是波斯湾、地中海，以后才绕过大西洋，远销到全欧洲了。

B：  一六一四年十月，一只从爪哇巴达姆港启程回国的荷兰商船“克尔德兰号”，里面装运的碗、碟、杯、盘等大大小小瓷器，共计六万九千零五十九件。一六四一年六月，一艘由郑芝龙派往日本的中国海船，也装有瓷器一千四百四十七件。同年十月，进入日本长崎码头的大小海船达九十七艘。运载瓷器共十万件。

Z：  元朝的对外贸易我看远比宋朝繁荣。因为仅在东南亚发现的元代瓷器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朝。

B：  元朝的历史虽短，但青花瓷的烧制及其外销瓷却占了对外贸易的重要位置。景德镇之所以能烧制出精美的青花瓷，这与执政者所推行的国策，国外对瓷器的需求，景德镇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技术水准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忽必烈王朝也意识到，发展手工业必须与海外贸易市场相配合，才能对元朝的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因此，朝廷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续文献通考》记载：“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之一，以市舶官主之”。此外，还派遣使团到海外各国邀请外商来华贸易，招商使团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

Z：  十一世纪以前，中国瓷器的外销一般是滞留在西亚、北非一带，欧洲对中国瓷器的认识，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在近东地区见到的，他们把它作为珍贵的战利品运回欧洲，奉为圣器。这勾起了王室贵族们强烈的占有欲，于是纷纷派遣商使来华采购。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叙述说：他离开福州后，骑行五天，到达世界闻名的中国贸易商港刺桐港，即泉州城时，看见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船舶前来购买瓷器等物品的货船有一百多艘，惊叹“元朝的瓷器远销到了全世界”。

B：  是这样的。元代外销的青花瓷，其主要的产地是以景德镇为主。外销的港口主要集中在泉州和广州。当时元世祖后期仅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就有一万五千多艘。元代的海上贸易可分为东西两线：东线从泉州出发，商船的目的地在东南亚，即从华南到菲律宾、北婆罗洲、苏拉威西、摩鹿加、然后东至帝汶岛、西达爪哇岛。西线的商船的目的地为西亚，航线从东南沿海港口（广州、泉州、台湾），经过越南、泰国、马来半岛东岸，绕过马六甲海峡西到锡兰、印度、西亚。据元朝官方文献《通制条格》记载，贩运瓷器的海船“运至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也就是说，航线到了阿拉伯地区和印度次大陆。

Z：  我看过一本《岛夷志略》，是南昌人汪大渊写的。讲到了元代对外贸易的情况。

B：  汪大渊字焕章，自幼好游。至正初年，他正二十岁，就附舶浮海，曾两次随船航访过数十个国家。回国后根据亲身所闻所见，于公元一三四九年写了《岛夷志略》这本书，其中讲到了中国瓷器，尤其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到菲律宾、文莱、印度、斯里兰卡、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Z：  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进一步地扩大和延伸了海上瓷路的航线。

B：  郑和的航海线延至到东非海岸和尼罗河畔，这不仅发展了同海外各国的外交关系，也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往来。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通译马欢在《瀛涯胜览》等著作中记述了海外贸易的情景。在祖法儿国，即现在的阿拉伯半岛东南岸的阿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諭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类来换取苧丝、瓷器等物。”在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苧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即使当时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柔佛，在王都也存有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

Z：  我听说明代的中国出口日本的瓷器不但输出时间长，而且品种多。仅在1635年8月，有四条货船开往长崎，所载运的瓷器就达十三万五千件；其中红绿彩盘五百四十件，青花碗三万八千八百六十五件，青花盘二千零五十件；饭盅、茶盅九万四千三百五十件。1637年，又有七十五万件各色瓷器运销日本。

B：  到了清代，国外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更加扩大了。清初时朝廷虽然实行了海禁，但民间仍以走私方式进行着瓷器贸易。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开放，“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这样，景德镇的外销瓷不仅延续了明代以来出口日本和其它东南亚的市场，其他的如沙俄、美洲、非洲及澳洲等国也通过各种渠道来购买中国的瓷器。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外销瓷器占有了欧洲市场的相当份额。据乾隆《出使暹罗交趾》奏章说“海外诸国普遍及较好各种瓷器，均为输自中国。”“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处每年运至欧洲之华瓷可达三百万件之多矣”。他们运瓷所沿行的航线，就是郑和下西洋的航线。

Z：  我猜想，那时的海上瓷路一定更繁忙了。

B：  可不是嘛。1985年，美国人在中国南部的公海上打捞出了一艘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失事的荷兰商船，船上装有十万多见瓷器，而绝大多数是景德镇的青花瓷；据1991年10月10日《南洋报》报道。马来西亚打捞“阿齐号”沉船，发现大批清朝瓷器；《南洋商报》1995年2月27日报道，马来西亚打捞英国商船“戴安娜”号沉船，发现了1.813万公斤清朝陶瓷器皿；而毛里求斯在印度洋马斯克林群岛也发现一船沉没的荷兰“班达”号货船，出水大量的明代瓷器。南非则从1781年沉没的“米德尔堡”号帆船打捞出重达四十吨的青花瓷；在北欧斯堪的维纳亚半岛，在一艘名叫“哥德堡”号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的沉没海地里，打捞出乾隆年间烧制的各式景德镇瓷器达六十多万件。等等。当然，失事沉没的商船毕竟是少数，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海上瓷路的繁忙，反映了海上瓷路在国际市场和文化交流领域中独特的历史意义。

Z：所以《景德镇陶录》记载说：“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动人，贩与鬼子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B：这种“岁无定样”就是每年的产品种类和装饰的图案款式都是根据欧洲市场不同的需要而特制的产品。因而这类具有西欧特殊图案的瓷器，其年代必然是“戴安娜”号沉船前不久生产的——即清朝的嘉庆年间的产品。绝对年代应该是在公元1817年以前不久。又根据“商多粤东人”和1778年美国纽约城的图徽以及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肖像画瓷器都曾经在广州出口瓷的瓷器上出现过的情况来看“戴安娜”号打捞出水的白瓷彩立狮图案椭圆形瓷盘，很有可能是由景德镇烧制白瓷，再在广州加工彩烧的。根据这种推论，现在陶瓷考古家们把“戴安娜”号沉船打捞出水的带有西欧图案的瓷器，称作为“戴安娜”失，这些标本，对区分嘉庆以前和嘉庆以后的清代瓷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Z：  难怪德国诗人和政论家海涅写了这样一段话:“你们可知道中国，那飞龙和瓷器的国度？全国是座古董店，周围有一道无比的长城，墙上伫立着千万鞑靼卫士......于是欧洲学者的思想越墙而过，在那里东张西望，饱览一番，然后又飞了回来，把这个古怪民族和奇特国度最发噱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正是通过海上瓷路，通过瓷器的艺术载体，把东方华夏民族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等信

息元素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B：  所以说，海上瓷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绚丽壮观的一页，也见证了中国瓷业，尤其是景德镇瓷业商贸活动走向国际市场过程。尤其是中国瓷器的西传，为全世界打开了一条走近“神秘东方”，了解中国文化的艺术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