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中国古文化长河中，有两样东西令世界难忘：它们是丝绸和瓷器。分别以丝绸和瓷器命名的“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交通要道，更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交流的桥梁，也是体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表象。中国因此博得了“丝之国”和“瓷之国”的美名。 以瓷而闻名于世的景德镇，地理位置优越，瓷业资源丰富，多少年以来，景德镇以瓷器而闻名，瓷器也因景德镇而闻名 。景德镇以其瓷器质精韵美，光洁素雅，雍容华贵而博得了“瓷都”的美誉。中国瓷器的历史，也因景德镇瓷器的兴衰而起伏。

千 年 分 水 岭

中国瓷器的历史，呈现出这么一个事实：以区域化瓷系为特征，此起彼伏。隋代以前，中国的瓷业中心在浙江和四川。唐、五代以浙江、河北、湖南、江西为中心；宋代以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河北、山西、广西、广东为代表。元明清以后主要集中在江西、福建等地。从    瓷器发展的历史看，江西瓷器呈稳步发展的态势，并逐渐走向辉煌。唐、五代以前，景德镇瓷器较之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湖南的长沙窑等瓷器，处于弱势地位。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南青（越窑）北白（邢窑）”的局面所控制。到了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转折点，一方面，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及长沙窑瓷等老牌名瓷的全面衰落，为新的瓷窑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宋代瓷器市场的兴起和竞争，以及宋代瓷器美学品格——素雅沉静风格的形成，也为新生代的瓷窑提供了发展的方向和空间。这一时期，景德镇独具风格的青白瓷器（也称“影青”）就是以其色质如玉的高贵品质而受到中外上流社会的青睐。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景德镇的易名。昌南镇因“奉御董造”，烧制宫廷用瓷，故易名“景德镇”以示纪念；二是景德镇青白瓷器的外销，在“陶瓷之路”上发现有许多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器。元代以后，景德镇瓷器统领中国瓷器江山近700年，在“陶瓷之路”上成为中国瓷器贸易的最主要力量。其无与伦比的辉煌，得到了世界的尊敬，并奠定了其在世界陶瓷业界的坚实地位。如果将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千年分水岭的话，前1000年当属于浙江青瓷，后1000年非景德镇莫属。

辉煌序曲

江西是中国瓷器的源产地之一。冯先铭等学者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把瓷器出现的时间定在东汉，有大量考古资料作为依据。在浙江上虞、宁波······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特别是浙江发现的更多。”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湖南长沙窑等早期瓷窑相比，至迟在宋代以前，江西瓷器的发展还相对较慢。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依境内珠山，傍长江支流昌江，是江西陶瓷业发展的重镇，其最早的陶瓷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乾隆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季汉”。“新平”，即景德镇的前称，乾隆48年《浮梁县志》卷1中有记载：晋朝元康元年（291年）立新平镇于昌江之南。也就是说汉代就有“新平”称谓，到晋代始设新平镇。“季汉”即是东汉。

如果以宋真宗景德年作为景德镇瓷器发展的转折点，那么，在此以前景德镇瓷器的面貌是怎样呢？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中国陶瓷史以大量的笔墨关注浙江越窑、湖南长沙窑、河北邢窑等瓷器，我想是基于这么几个原因：一、这些瓷器在海外的大量发现和出土，奠定了宋代以前这些瓷器作为早期外销瓷的重要地位。在非洲的东海岸、埃及，西亚、东南亚、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地大量发现宋代以前越窑青瓷、邢白瓷、长沙窑瓷等。二、赣政治、经济、文化自身的弱势。这种弱势，我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吴、越、楚文化的光芒所遮掩罢了。吴、越、楚都曾建国，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江西位于两湖和江浙之间，自古素有“楚尾吴头”之称，是一个处于边缘的政治地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远没有楚、吴、越强大，这可从唐朝时隶属“吴地”的扬州其陶瓷贸易中反映出来。唐朝时，扬州是对外贸易的大商港，时有“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扬州）一益（益州）二”、“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⑸的美誉。繁华济世，商贸云集。作为陶瓷贸易地的扬州，从近几年的考古发掘看，很少有宋代以前的景德镇瓷器出土，多为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等瓷器，这也从旁佐证了宋代以前中国瓷器“南青北白”的局面。但是作为瓷器产地的景德镇，无论是当时的茶叶，还是瓷器，都为时人知晓。唐代诗人白居易就在《琵琶行》中写到“浮梁”的茶叶：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三、再看看当时人们对景德镇瓷器的态度。蓝浦《景德镇陶录》载：“楚之长沙属有醴陵土碗，器质甚粗，······正如吾昌南在汉时，只供迩伪粗用也。”这是汉时景德镇瓷器的面貌。东晋南朝时，江南经济的普遍发展，景德镇的瓷器手工业也获得了发展。其瓷也开始为人知晓。《江西通志》载：“陈至德元年（583年），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但“镇瓷自陈以来名天下”之“名”，我想只能是理解为“为人所知”了。到了唐代，以“假玉器”之美名而为天下知的景德镇瓷器，在《陶录》中可见一斑。“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我想，这“假玉器”之“名”，应在陈朝之“名”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至少她已经为统治阶级所喜好。但与当时有“内丘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⑺美誉的邢白瓷相比还是要逊色一些。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唐代景德镇的“假玉器”为宋代景德镇瓷业的大发展埋下了伏笔。而这一契机又要归功于唐代诸多名瓷的衰落，如越窑、邢窑等。但话说回来，唐代已经为统治阶级所知晓的景德镇“假玉器”瓷器，为何没有引起注意？这显然又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唐代以茶品瓷的审美观念，淹没了景德镇瓷器的辉煌。这可从陆羽的《茶经》对越窑瓷器的高度评价中找到最好的注释。虽然这时景德镇也以出产茶叶为名，但受陆羽“青则益茶”的瓷器美学观念影响，景德镇瓷器没有引起重视。当然，还有诸多因素如交通、战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前景德镇瓷器的地位。

陶瓷之路

1877年，德国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在他所著的《中国》（三卷）一书中首先使用“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条发端于汉代长安的陆上交通要道，在近1000年的中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条以传播丝绸、茶叶等商品为主的道路，对中国陶瓷器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陶瓷器上的许多佛教纹饰和造型，便是“丝绸之路”影响下的直接结果，汉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均与这条路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是丝绸之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文化形态。李希霍芬之后的一个世纪，一位日本的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1907~？）则从海路搜寻中国古陶瓷传播之路，并以详实的中国古陶瓷资料著成了《陶瓷之路》（1969年初版，先后出版10多次，影响巨大）一书，于是，这条唐代中后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远抵非洲的海上商路，就以“陶瓷之路”为名而让世界知晓。这条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瓷器之路”的商路，其沿途洒落的中国各朝的瓷器，宛若璀璨的群星点缀其上。而数量最大的便是景德镇瓷器。如果说越窑青瓷等瓷器是“陶瓷之路”早期文化和商业的先行者，那么景德镇瓷器则从根本上奠定了这条商路坚实的商业贸易和学术地位。“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是东西方交流的大动脉，如果说“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是以其巨大的商业财富而显示其地位的。

景德镇瓷器从宋代开始源源不断的输往海外，到明代，就像《沈怀清记》中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从世界各地考古调查的情况看，无论是直接与景德镇有过瓷器贸易还是没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收藏有景德镇的瓷器。镇器遍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与朝鲜是“陶瓷之路”上与中国较近的国家，也是与中国有近2000年历史文化交往的国家，日本与朝鲜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很少有唐代景德镇瓷器的发现和出土，而较早的则是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景德镇宋代青白瓷的出土数量较同时期的青瓷多。据刘兰华在《宋代瓷器和对日贸易》文中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些瓷器现多收藏在日本出光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福岗市美术馆、浜松美术馆等地。此外还有景德镇元明时期的瓷器，但很少发现清代的瓷器。清代瓷器很少发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给日本的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末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而独领欧洲瓷器市场。英国人哈里·加纳（Harry Garner）在《东方的青花瓷器》（Oriental Blue and White）一书中有一章谈到了日本的青花瓷器。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正如1973年中岛健藏先生所言：“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朝鲜于1930年在龙媒岛发现景德镇的白瓷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朝鲜新安沉船中打捞的瓷器。1976~1977年朝鲜文物管理局曾在朝鲜西南海域打捞，共发现白瓷（主要是青白瓷和枢府瓷）2280件，据分析，均为景德镇生产，这些瓷器现大多收藏在朝鲜国立中央博物馆。朝鲜出土的宋代瓷器以景德镇的青白瓷数量为多。

从日本和朝鲜出土的景德镇瓷器看，可以说明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器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同时也印证了景德镇瓷器始于宋代外销的史实。

东南亚是“陶瓷之路”的中转站和避风港。咽喉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的显著位置，其重要性自唐代以后逐渐显现出来。就瓷器而言，据估计，仅在马六甲海峡就有近200艘15世纪以后的沉船。这就可以推测在15世纪以前，航海技术相对较落后的一段时期，在印度洋往西的海域不知道有多少航船在此航行、停泊和沉没。一船一船的瓷器，托载着多少商人的美梦和诉说着千载的艰辛与磨难。东南亚与中国的海交历史从3世纪时就已开始。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引用阿拉伯人的记载说：“中国商船从3世纪中叶，开始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景德镇瓷器抵达东南亚，较早发现的亦是宋代的青白瓷。1963年据苏莱曼的论文《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提供的信息：“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从景德镇瓷到釉下印花粗白瓷都有。······”佛教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盛行与发展，是中国瓷器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从总体上看，元代以前东南亚发现的景德镇瓷器依然处于弱势，还是以青瓷等为主。

西亚和非洲是早期“陶瓷之路”的终点，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区别于17世纪以后这条商路的殖民性。17世纪以后在这条商路上传播的主要是景德镇瓷器。

17世纪以前，景德镇瓷器输往西亚和非洲的主要是青白瓷、青花瓷（青白花瓷）等。在西亚，阿拉伯商人控制了大量的瓷器贸易，此外，还有中国和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精明果敢的冒险意识和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以及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瓷器高超的鉴赏能力是其得以主宰瓷器市场的重要原因。如今在土耳其收藏的世界上元青花最多的托普卡卜·撒拉伊博物馆便是一很好的明证。作为当时商业订件的如此高质量的元青花瓷在西亚有丰厚的收藏，的确是世所罕见，就连中国也难以企及。在西亚，现今遗存的许多商港遗迹，默默阐释着岁月的沧桑。伊朗的西拉夫、伊拉克的撒马拉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更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这里曾留下了许多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友好交往的印迹。

当今并不发达的非洲，可在1000年前则是世界上少有的富庶之地。非洲尤其是北非堪称“中国古瓷的博物馆”，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宋代就曾到达此地。20世纪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等为首的日本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埃及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揭开了1000年前非洲与东方文化交往的神秘面纱。“有世界陶瓷片展览会”的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遗址告诉世人，当时的埃及，几乎家家户户使用过质量精美、价格昂贵的中国瓷器，这一点在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和曾经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调查局官员斯坎伦的报告中均可以找到充分的注解。正是在福斯塔特，埃及人认识了中国景德镇的瓷器。为元明清大量进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非洲的坦桑尼亚，也是发现中国瓷器较多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惠勒（R.E.M.Wheeler）在坦桑尼亚考古时总结说：“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地铲起来。”并接着说：“我认为公平地说，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景德镇瓷器由“陶瓷之路”输出而形成规模当在元代。元代青花瓷器是当时主要的外销瓷，有“人间瑰宝”之称。这种在中国国内都很少收藏的瓷器，却在域外得到较多发现。据统计，存世的元青花瓷完整器约300余件，而土耳其的博物馆就藏有80余件之多。自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元青花纪年款瓷器后，掀起了中国青花瓷研究的热潮。英国人哈里·加纳（Harry Garner）著有《东方的青花瓷器》，系统阐述了中国青花瓷器的起源、发展与衰落，并与日本等国的青花瓷器进行了比较，取得了为世瞩目的成就。此外，美国人波普也在青花瓷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外销，除了自身优良的品质、快速发达的海上交通外，元代疆域的拓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宽广的一个朝代。

明清以来，景德镇瓷器全面发展，无论是瓷器生产规模、品种、数量还是瓷器质量、外销力度均居世界前列，从而迎来了中国瓷器史上最辉煌和最颠峰的时刻，在景德镇，是“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陶瓷之路”上“舟帆日日蔽江来”的船只也在传诵着“瓷都”景德镇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瓷器传说，正是基于此，中国瓷器最后的一抹夕阳也在景德镇的上空划了一个美丽的圆弧。历史总是在起伏中蜿蜒向前。

浮梁瓷韵

“浮梁”一词，注定要烙上深深的文化印迹。“浮处万山之中”的浮梁，以盛产茶叶而著称。在唐宋时代，以茶器和谐为一体的品茶美学观念，虽然没有将景德镇的瓷器推上至尊的地位，但茶叶已在唐代沉淀了浮梁深厚的文化内涵。白居易的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耐人寻味。白居易由浮梁的茶叶阐释出利与义的关系，的确为后来的景德镇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树立了良好的价值标准和商业道德准则。

景德镇的瓷器自陈以来“名”天下，唐代出现了作为朝廷贡品的“假玉器”，到宋代“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但唐一代陆羽倡导的“青则益茶”的瓷器审美观念，使得素有“千峰翠色”之称的越窑青瓷遮掩了同时代诸多瓷器的光芒。宋代虽然亦盛行“斗茶”之风，但“陶业咸受王室保护”的大好形势，使得许多瓷器得以亮世。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景德镇以“体薄而润”的青白瓷独揽朝野。尤其是“景德”易名，更加奠定了景德镇瓷器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西方人更是称颂景德镇的宋代为“瓷器成功的时代”。

宋代以后，景德镇的瓷器日益为人们熟知，也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赏识和赞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生活的内涵。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唐一代，几乎美好的形容词都已为青瓷和白瓷独揽。人们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像银像雪”；越窑的“青”是“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白瓷是“扣如哀玉”、“胜似霜雪”。作为兼于两者的青白瓷，的确令文人们挖空了心思。其实清人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也谈到唐代景德镇的霍窑所产瓷器“色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龚  在《景德镇陶歌》中也说：“武德年称假玉瓷，即今真玉未为奇”。以玉喻瓷，是唐代瓷器审美的重要特征。对景德镇青白瓷的赞美，以宋代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中的句子较有代表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文中“玉枕”，乃指色质如玉的景德镇青白瓷。玉之于文人，是清雅之器，与文人之品格、德性较为吻喻，古有“君子于玉比德焉”之说。瓷之美者，类于玉焉。李清照温婉之笔调，忧郁之情思，净洁之心灵，都寓于“玉枕”（影青瓷枕）之中，犹似淡云涵润，加上“影青”寓意“隐情”，含而不露，更赋予了青白瓷诸多神秘的含义。

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的代表性瓷器品种，元代最为经典，明清时蓬勃发展，以白地兰花为主要特征，有“瓷国明珠”之称。青花瓷器也是对海外影响最大的景德镇瓷器品种之一。《瀛涯胜览》中“爪哇条”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18世纪的法国罗可可艺术就曾受到景德镇青花等瓷器的影响。正像日本小林太市郎在《罗可可的形成》一文中所说：“当时能提供这种充实的曲线之模范只有中国的工艺美术品。特别是柔软的瓷器的曲线······，这种罗可可曲线，它保存了中国瓷器的优雅端庄气派，它含有强大的生命力。”日本人更称明代的青花瓷为“素肌玉骨”。

青花瓷器明净、素雅，与中国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多为文人们赏玩、赞美和典藏。文人雅士的砚台笔洗，明清宫廷的杯盘碗盏，甚至域外皇室的装点粉饰，均能见到青花瓷器的身影。从《景德镇陶歌》可以看出当时人对其的评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以巧夺天工、造化神秀来形容青花瓷器是不为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景德镇的瓷器品种中，惟有青花瓷器能体现文人的诗境、画境和情境。文人直接参与青花瓷的创作，是作为工艺美术的青花瓷器走向文人艺术情境的主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器物造型的诗意化倾向。如玉壶春瓶。便是从唐人诗句“玉壶先春”诗意而来。梅瓶，取“梅之瘦骨”之意。二、纹饰题材的文人倾向。在青花瓷中，常以文人喜好的绘画、诗歌题材来装饰。如：“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有著名的“四爱图”：王羲之爱兰，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以及文人钟情的山水。更有直接反映文人自身生活的题材：如文房、品茗、参禅、郊游、雅集等；或历史、神话故事，如“萧何月下追韩信”、“空城计”、“群仙祝寿”、“八仙过海”等；三、在表现方法上吸取文人的笔意。如花鸟画中，有徐渭、八大山人等的笔意，山水画中有“四王”的用笔。四、在瓷器装饰的布局上吸收了中国画的很多特点，如诗书画印一体化。这一点似乎在清代督陶官俊公唐英时代（1682~1756）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将一件青花瓷器沿剖面展开，实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画。五、比较典型的还有与瓷器相关的一些称谓，均富有文采。如斋名：大雅斋，宁远斋，丛菊斋，问心斋等；如堂名：述古堂，志勤堂，听雨堂，明远堂等；此外如“清玩”、“香溪闲玩”等也出现于瓷器之上。

与青花瓷器等不同的是景德镇的彩瓷，多倾向于宫廷趣味，体现的是富贵气息，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格调。明清以后的彩瓷，亦非景德镇莫属。代表性的彩瓷品种有：“粉彩瓷”——有“东方瑰宝”之称。《景德镇陶歌》中说：“白胎烧就彩红来，五色成窑画作开。”“颜色釉瓷”——有“人造宝石”之美誉。经典作品有霁红和霁蓝。霁红又称“美人祭”，《陶歌》中说：“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抟烧百不同。”清高宗有御诗咏“霁青”（霁蓝）：“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长天霁色青。”《昌江杂咏》中说：“百种佳器不胜挑，霁红霁翠比琼瑶。故家盆碗无奇品，不羡哥窑与定窑。”此外，还有“斗彩”、“珐琅彩”等。这些彩瓷多以花鸟等题材装饰，以显富丽之气，呈皇室之威仪。

余绪

景德镇瓷器由康雍乾盛世走向衰微，是瓷器发展的必然。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这种必然。从现今的景德镇瓷业状况看，形势不容乐观。但景德镇潜在的陶瓷文化优势，又是其他任何一个产瓷之地无以比拟。

现今景德镇的“仿古瓷”已经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边缘，走向了残酷的商业操作，这一方面既模糊了本来就难以鉴定的中国瓷器的边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极为严重的瓷器危机。

作为“瓷都”，在传统瓷业延续基础上的现当代瓷艺，也未在世界陶艺界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也是令人深思的一点。难道景德镇真的成了“帝国”之落日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生活用瓷竞争的日趋激烈，也是景德镇瓷业面临的重要危机，放眼街市，累累瓷堆，商业的繁荣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

与古作比，应该说景德镇的交通、商业、开放程度等均要强于过去，但拥有如此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为什么一亲历总难以让人勾起对昔日“烽火连沙岸，云帆济沧海”、“陶舍重重倚岸开”的繁华意象？江西旅游资源如此丰富，是否可开发一条像浙江慈溪“杨梅旅游”那样的景德镇“瓷器旅游”路线呢？因为在珠山脚下有说不尽美丽动人的传说，我想文化旅游应是21世纪的热点旅游项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