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景德镇的黄金时代 

     景德镇瓷器外销始于宋代，至元、明、清延续，但各朝外销的品种和地点却不尽相同。宋代主要是青白瓷，多销往东南亚地区。随着南宋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建、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逐渐开始设窑仿烧青白瓷，直接销往国外，使景德镇青白瓷外销受到一定的冲击。但这种竞争的局面使宋代青白瓷颇为发展，以致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白瓷窑系。据不完全统计，共有8个省43个县发现有南宋时烧造青白瓷的窑址，有些精品甚至与景德镇窑的出品难分仲伯。

   元代外销瓷主要是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地均出土有这两类瓷器，但品质却无法与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元青花瓷相比。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青花瓷器不是外销瓷，而是为元朝皇帝特制的赏赐瓷，故其做工精致，画工精细。

   明清两朝景德镇瓷器外销量很大，并出现两个高潮：一是明嘉靖、万历时期，二是清康、雍、乾阶段。

   明初郑和下西洋，曾带去了不少景德镇瓷器，分赠沿途各地，它们至今仍藏于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黄信、巩珍3人归国后，各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记述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中国瓷器外销的状况。如《瀛涯胜览》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星槎胜览》中则提到瓷器贸易的地方有20几个国家和地区；《西洋蕃国志》也提到占城、爪哇、锡兰等地人们对中国青花瓷的喜爱。而当时中国只有景德镇生产青花瓷器。故文献中记载的在海外颇受欢迎的瓷器，理当是景德镇民窑产品。

   但景德镇瓷器大量外销应该在明晚期。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海峡后，随即开拓东南亚市场及与中国的贸易，加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上走私贸易的频繁，刺激了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外销。中国瓷器最早进入欧洲是于16世纪率先到达葡萄牙，而第一艘葡萄牙的商船经好望角到达中国的广州是在1513年。

   之后，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为争夺海上霸权，肆意抢掠贸易商船，其中有不少即是开往欧洲的装满中国瓷器的商船。1623—1636年，荷兰海盗抢掠西班牙、葡萄牙商船达55艘之多。1625年，荷兰占领台湾，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海上贸易战争对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应该有一定影响，但荷兰人随即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在明崇祯九年、十年、十二年(1636、1637、1639年)，曾分别购买景德镇优质外销瓷数十万件之多。欧洲现今传世的部分有纪年的1650—1660年景德镇外销瓷，即是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通过走私集团向景德镇定制的。据粗略统计，仅17世纪上半叶，就大约有300万件中国瓷器到达欧洲。  

在18世纪的100年间， 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

   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中国瓷器上的纹饰较前更为丰富，除缠枝花、庭树湖石、婴戏、虎纹、织锦、海螺、仙怪人物外，至嘉靖时，鸟树、折枝花果、云鹤、人物及象征寓意吉祥的纹样大量出现。为适应海外市场更高的需求，当时官窑中优等青花料被工匠以各种方式从御厂偷偷带出，以至于王宗沭在《江西大志·陶书》中感叹说：“青色狼藉……流于民间，其制无复分。”这些纹饰活泼、料色幽菁、制作考究的嘉靖细瓷，品质直追官窑瓷器。

   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在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古老的制瓷手工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精密的分工，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和优质的原料，以及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这些都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康熙初期的三藩之乱使景德镇的陶瓷内销受到冲击，而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沿海抗清斗争及清廷的镇压，则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可见其时海禁之严，走私之不易。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生产迅速恢复。康、雍、乾太平盛世，社会殷富，内外销市场空前繁荣，景德镇瓷器外销的第二次高峰迎面走来。此时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诸国先后在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此阶段景德镇瓷器到底外销出去多少件，谁也说不清。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的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可见市场的快速增长。东印度公司，这个建于16世纪下半叶的著名公司，是从小运输贸易发展成为1799年的“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其贸易运输的不断扩大，为东西方的物质及文化交流贡献甚隆，同时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航运霸主地位。到了18世纪，中国的瓷器经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出，直接进入欧洲市场。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其时东南亚诸国间的贸易利润亦非常可观，不但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直接运货至马尼拉、雅加达等地贩卖，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在l700年后一度中止从东方输入瓷器，而发展亚洲各地间的瓷器贸易。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至今存世的这些外销瓷，在欧洲即达百万件左右。
  
欧洲人喜欢大件瓷器，在色彩上也追求火爆热烈

   景德镇外销瓷的造型及艺术风格均不同于内销的产品，其中比较多的是一种被称为“克拉克”的青花瓷，也有人称其为“加橹瓷”或“芙蓉手”的，是为明晚期产品。造型以盘、碗、瓶、军持等类为常见，图案既有中国传统模式的开光或锦地开光的花鸟、人物等样式，也有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及新颖的郁金香纹样。由于这些瓷器颇受欧洲贵族厚爱，销路好，利润也相当可观，故仿制品很快就出现了。国内福建地区的仿品较粗劣，国外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品则十分精细，几可乱真，并曾盛销欧洲达百年之久。

   欧洲人的审美观不同于东方人，他们喜欢大件瓷器，在色彩上也追求火爆热烈。他们对瓷器的喜好，也是浓情四溢。18世纪初，奥古斯都二世为搜集他喜爱的精美中国瓷器而不惜一切代价。当他得知邻国普鲁士威廉国王的妃子手中有不少中国瓷器精品时，便想方设法要弄到手。他打听到威廉国王好武，喜欢身体强壮的大个子士兵，于是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与威廉国王达成协议，用自己的4队近卫军换取威廉妃子的12个青花大瓶。此事发生在1717年4月19日。如今，这12个花瓶连同奥古斯都二世珍藏的其他瓷器，一起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的博物馆中。还有像法国凡尔赛宫中，也陈列着高达1米的康熙五彩花觚。如此大件的瓷器，在当时的官窑中很少生产，应当是为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而专门烧造的。

   不仅外销瓷的规格与国内用瓷不同，其内容也充满西洋情趣。各种绘有族徽的瓷器被称为“徽章瓷”，是当时欧洲贵族专门到中国定制的产品。这种瓷器传世很多，所绘族徽均很精美。现存里斯本的绘有葡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纹章的青花执壶是迄今已发现的中国为西欧特殊烧制的最早的外销瓷器。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派人到广州定制了许多瓷器，现存于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五彩瓷罐，罐身绘有双鹰国徽，便是那时烧造的瓷器。
 
由于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除纹章瓷外，还有人物画瓷，多取自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宗教故事题材。船舶图案也较为常见，因为欧美许多贵族都是因经营海运或海军出身起家的，所以对船舶情有独钟。在其定制的整套瓷器上画上船舶，船上还绘有国旗，有的还题上船名、船长姓名及年月等，也偶有码头风景和水手离别图，近似于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各种花卉也多取材于欧洲名画家的作品。欧洲人曾将名画家的画印成画册，带到中国，供彩绘工匠摹绘。景德镇的制瓷工匠也曾将各种彩料绘成“样盘”，供外国人选择参考。这种样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也有收藏。

   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乾隆时，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4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许多景德镇白瓷运到广东后再加彩绘出售。这样既避免了瓷器在成品运输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成本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这些彩瓷一般被称为“广彩”，画工多师承景德镇工匠，多数较景德镇略显粗糙，但也有不少画得精细者与景德镇高手难分高下。

    继德国迈森瓷厂开始仿造“克拉克”瓷，其后荷兰、西班牙、英国也争相仿制。在1755年以前，英国所用之高岭土，均由中国及日本输入。由于欧洲瓷器系用三元配方，烧成温度较景德镇要高，许多仿品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但其釉薄而匀，缺乏景德镇瓷石灰碱釉的润泽和白里泛青的玉质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德镇瓷优雅沉静、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

   然而在乾隆朝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被控制严禁开采。由于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