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源已经记不起隔了多少年没有回到大椿树弄了。从弄头，一直穿到弄底，七月阳光火辣辣的，烧烤老弄堂的窑砖黑瓦。对于这一切，年近七旬的杨广源感到十分熟悉，他生在此弄，长在此弄。然而，这一切又是陌生的，陌生得找不到他曾经居住的老屋。一条崭新的现代化街区群英街横贯大椿树弄弄底，老街坊告诉杨广源，他的老屋已经拆了，原址就在群英街的街心。
杨广源在寻找，他找的不仅是老屋，也是一段淹没在时光里的历史。杨广源的老屋在大椿树弄6号，是晚清、民国年间著名陶瓷老字号“杨福生”所在地。“杨福生”是杨广源祖父创下的瓷号，凭着记忆的碎片，他讲述着这个曾经名动一时的老瓷号前世今生，像在复原着一件破碎的精美瓷器……

《瓷器》记者 张钧和 鹿鸣 文/图  

白手起家

从清代到民国，景德镇有三大帮，圆器业和烧窑业为都昌人所经营，被称为“都帮”，主要商业和金融业为安徽徽州人所经营，人称“徽帮”。除此以外的琢器制瓷业、红店及与瓷器有关的服务业，均由都、徽以外的人员经营，被称为杂帮。“杨福生”的创建者是新建人，因产业较大，成为旧时景德镇杂帮的佼佼者。
杨家世代在新建与庄稼打交道，为何来到景德镇业瓷？杨广源打开锁，从工作室里抽屉里拿出了一叠家谱，这是他从新建老家抄来的分谱。对于祖上的迁徙，尽管谱上只是简单的记载，但在杨广源的脑海里，脉络仍旧清晰。
这得从杨广源的曾祖父杨必堘说起。杨必堘有个老乡，在景德镇开了个陶瓷作坊，并在南昌开了一家瓷器经营店。经人介绍，杨必堘到了南昌店里打长工。也许是长期在瓷器店里工作，使他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家有万金，不如手艺随身”（这后来成了他们杨家的家训），同时也让他对景德镇陶瓷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于是，他便有了让孩子到景德镇学做瓷器的念头。
杨必堘有个儿子叫杨达铅，生性灵活，杨必堘认为他是个学做瓷器的好苗子。在杨达铅12岁那年，家里便让他跟随老乡来到了景德镇。这就是杨福生瓷号的创始人，当然，这是后话。
初上景德镇，高耸的烟囱、精美的瓷器，让杨达铅兴奋不已，这时的他，也许并没有开瓷厂做生意的“宏图大志”，但目的很明确，做个吃陶瓷饭的手艺人。杨达铅在一家琢器坯坊学画坯，主学画青花。
“我祖父勤奋好学，深得师傅喜爱，五年学徒，不仅使他学会了一门手艺，而且获得了不少经营管理知识。”杨广源说，经过五年的学徒生活与磨砺，杨达铅已脱初到景德镇的稚气，也不在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手艺人。
五年学期满后，杨达铅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找个作坊打工挣生活，而是以技术入股，与人合伙开设了“中和盛”琢器粉定瓷厂（也有人说是“杨福生合记瓷厂”），并担任经理。由于经营得法、产品质量好，厂子连年获利。在合办瓷厂不断发展的同时，杨达铅也完成了最初的资金积累。
几年后，杨达铅开始独资办厂，立牌号为“杨福生”。从“杨福生”瓷号诞生，到1931年杨达铅去世，“杨福生”瓷号不仅在瓷商如云的景德镇立足了脚跟，而且规模发展也越来越壮大，成为杂帮里知名的陶瓷生产企业。
杨福生的发展，离不开杨达铅的经营与为人。在杨达铅去世后，有人这样评价他：“四知贤裔，非士非农，艺精陶业，富裕素封，兴家勤俭，涉世谦恭。”

 
少爷学徒

创业难，守业更难。杨达铅秉承“艺精陶业、兴家勤俭”创下了一番事业，如何让家业昌盛不衰，他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仍旧像他父亲一样，信“家有万金，不如手艺随身”的格言。他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
杨达铅有三个儿子，老大杨德宽，学手艺出身，后来打理杨福生分厂杨福盛瓷厂。老二不幸夭折。老三杨德信，读了几年私塾后，到别人的作坊里学徒，后来协助杨达铅管理杨福生瓷厂，在杨德信接管杨福生瓷厂，把家业推到了鼎盛时期，家有雇工总数达130多人，成为杂帮中的大窑户，直到景德镇解放。
杨德信之所以不仅守住家业，而且还使杨福生瓷号发展壮大，这与杨德信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在电视或者小说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大户人家子弟，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杨达铅家，看到的却大相径庭。杨达铅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一度被街坊和业界称为杨令公与杨令婆。
杨德信读了几年私塾，在他十多岁的时候，父母把他送到了别人的瓷作坊学徒。为什么没有在自家学徒呢。杨德信的儿子、高级工艺美术师杨广源是这样分析的：“父亲当时是少爷，祖父母担心家里的师傅不敢管，而要学到手艺，必须吃一番苦头。”
的确，杨德信学徒的经历十分苦。他学的是雕削，是陶瓷工序中又脏又累的工种之一。他跟着师傅，经常吃不饱饭，有几次饿着肚子跑回家，母亲看了十分心疼，却不言于表，等儿子吃饱饭后，就把儿子赶了回去。还有一天晚上，杨德信加夜班打瞌睡，被师傅发现，狠很的打了一顿，头上留下多处伤痕。
但这次杨德信没有偷偷跑回家，因为他知道，回家说不定还要被父母大骂一顿。在严师的教导下，加上杨德信生性灵活、刻苦钻研，几年下来，他成为了雕削高手，为他后来瓷厂创新产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就是杨福生瓷号，杨达铅的儿孙遵循“家有万金，不如手艺随身”的祖训，成为了懂技术、善管理的接班人。

创新制胜

杨福生瓷号，从与人合办，到发展为拥有130多工人的陶瓷生产企业，其成功的原因值得探究，成功的管理经验值得现在陶瓷企业借鉴。
杨福生瓷号“重信守约”视为经营的准则，信奉“不怕生意穷，就怕无人逢”，因此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从不弄虚作假，订货的交货日期，严格守约。他们对待客户，以诚相待。杨广源说，他父亲常常把“货是草，客是宝”挂在嘴边。
1930年，陶业管理局留守处向杨福生瓷号订了一批茶盅，当时没有付定金。到了交货时，该品种的瓷器市场价格猛涨，超出原价的50%，按照行规，如未付订金，交货方可按时价交易。然而，杨福生瓷号照原价交付了瓷器，留守处十分满意。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杨福生瓷号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杨福生瓷号之所以昌盛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紧跟时代，不断创新陶瓷产品。杨福生由从事琢器行业单一品种，发展到圆器、脱胎、二白釉、常白釉等多行业。在李家坳杨广源家中，依然保存着一些民国时期杨福生瓷号曾经生产的瓷器，有文具、酒具、温酒炉、瓷饭盒、瓷火锅、茶具、帽筒等品种，虽然过了大半个世纪，杨广源手捧着这些产品，依然兴奋不已，尤其是瓷火锅和瓷饭盒。
瓷饭盒设计得十分合理，不仅饭菜分装，而且还有保温装置。据杨广源介绍，这组合饭盒是他父亲杨德信设计的，生产时间大约在抗战时期。因为当时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塞被日军占领，外地的搪瓷碗、搪瓷盆无法运进来，而当地又需要这些日用品，于是杨德信根据市场需求，设计生产了瓷饭盒、瓷脸盆和瓷火锅，不仅满足了市场，也为杨福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海外用瓷和民族用瓷也是杨福生应运市场而创新的一大特色。为了适应海外市场，增强竞争力，杨福生瓷号求新求异，生产了一批高尖端技术产品，其中以100件薄胎青花玲珑皮灯、窑彩大号脸盆为代表。时至今日，还有香港人打听“江西杨福生出品”的瓷脸盆。
正是因为杨福生瓷号的出奇创新，使得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即使是在抗战时期，景德镇瓷业凋零，而杨福生的生意不减反升。到1949年景德镇解放，杨福生的作坊遍及大椿树弄、咋吧弄、大黄家弄、陈家弄、雄关口、秀水桥和菱角居等处，著名的江家窑、豆芽井窑两大窑厂都有杨福生的股份。

人才的力量

杨广源手里有份名单，名单里的人是杨福生瓷号里的工人或是学徒，有周日辉、万国喜、陈细桃、严旺生、程林生、程达林、魏克勤等等，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瓷厂的领导，有的成为了高校的教师，有的成为了劳模，大多数都成为了瓷厂的技术骨干力量。
时过境迁，名单上的人杨广源不一定每一个人他都认识，但他不用对照名单，就能脱口说出谁谁谁是利坯高手，谁谁谁是拉坯高手……当说起这些，自豪之感溢于言表，因为这些都是从杨福生瓷号里走出的人才。
“杨福生”瓷号的创始人杨达铅在创业之初，就是以技术入股与人合伙经营瓷业，他深深懂得人才的力量。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好的产品，要生产出好的产品，就必须有人才。杨达铅曾不惜重金，聘请当时琢器业屈指可数的利坯高师傅、装坯廖师傅。

在杨德信主持杨福生瓷号的时候，更是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十分注意善待工人。搞好伙食，增加福利，让工人有归属感，如果厂里工人有婚丧大事，或生病，杨德信都会主动予以资助。他常到药店买些药品，制成药丸，放在作坊里，供有需要的工人免费取用。
在杨福生分厂，有个姓李的工人，为人老实忠厚，每当发工资的时候，他都把钱存在老板那里。老板担心钞票会贬值，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他的工资再加点钞票，到银楼里兑换成银元给他保存，这样就省去了李师傅的担忧。
抓壮丁，是当时瓷业工人最担心的事。为了让工人安心做事，杨福生瓷号想方设法和保长、甲长拉好关系，逢年过节，给保长、甲长送礼，常常给保里捐钱捐物。这样一来，杨福生瓷号从来没有一个工人被抓去当壮丁。
杨德信不仅重视人才，而且善于培养人才，杨德信本人是学徒出生，雕削技术也非同一般，加之后来协助父亲管理瓷厂，他熟悉了每一道工序，并且都能上手去做。因为长期与工人接触，他对工人的个性、技术水平非常了解，对勤奋好学、敬业肯干的学徒进行重点培养，而且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技术传给他们。
电瓷是个特殊的产品，解放前在景德镇没有几家能够生产，杨福生瓷号就是电瓷生产企业之一，不仅积累了电瓷生产经验，而且培养出了一批电瓷技术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因建设需要，景德镇成立了景德镇电瓷厂。新组建的电瓷厂，就是以杨福生瓷号的工人为技术骨干，周日辉担任厂长。后来周日辉对电瓷生产工艺进行了改进，使电瓷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他因此被评为劳模。
杨德信的技术与为人，深得工人们的敬仰。经常有人认为杨德信就是“杨福生”。在杨福生瓷号消失在时代的浪潮中之后，工人们依旧对杨德信念念不忘，常和他交流技术问题，和他聊家常，建立起深厚的个人感情，有的还成为了至交。这大概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广源依旧能清晰地说出杨福生瓷号工人名单的主要原因吧。

瓷器 瓷器

在杨广源保存的杨福生瓷号生产的瓷器当中，有很多已经残缺，但杨广源视其为“宝”，哪怕是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杨广源和家人冒着风险，对它们依旧是不舍不弃。它们是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一段历史见证，也是杨家人经过几代人的沉淀，对陶瓷形成的情结。
杨达铅因为父亲的一句话，远别家乡，来景德镇创业。杨德信为了学到制瓷的真功夫，放下少爷的身份，寄他人作坊篱下。正是有了这份经历，经受了磨难，使他们对陶瓷产生了情感，有了一分热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使景德镇的陶瓷产业急剧萎缩，许多瓷号纷纷关停避难。然而杨福生瓷号不仅没有停产，而是根据战时所需，设计生产出一些新产品，满足被日军封锁下百姓日常生活用品市场，同时与其他一些坚挺的瓷号一道维持着瓷都的陶瓷产业。
1941年，杨福生瓷号接到三号电瓷头的生产定单，这是国民党三战区的军用品，限期十分紧。这种电瓷头是用铁螺杆栓住，钉在电线杆上使用的，当时在景德镇很难生产出这种产品。为了攻克生产难关，杨德信亲自出马，带领技术人员攻关。他按照铁螺丝杆的要求，计算出琢坯到成坯的收缩率、成坯到成瓷的收缩率，成功创造了摇把琢坯纹丝凳，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按时完成了生产任务。
祖辈对陶瓷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后来人，他们一辈一辈传承着陶瓷这根接力棒。杨家不少后人仍在从事陶瓷工作。长子杨金成长期从事瓷厂管理工作，其子杨景华曾担任曙光瓷厂厂长，现任景陶瓷厂厂长。
杨广源是杨德信的次子，1942年生，受父亲影响，从小对陶瓷产生浓厚兴趣， 1958年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东风瓷厂从事陶瓷美术设计工作近50年，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书画艺术大师，景德镇书画院画师，江西省工艺美术学会特级古瓷鉴定师。他擅长釉下彩青花综合装饰，集雕刻、堆、画、半刀泥、斗彩、颜色釉等技法于一体，作品独具风格，特别是仿古瓷，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1983年，其仿元明青花获轻工业部优秀新产品奖“金龙”奖，青花斗彩“长寿万年”加大酒炉获市第三届陶瓷美术百花奖三等奖，1986年，青花“莲藕纹”大茶杯获江西省优秀新产品奖。1990年，其“景德壶”系列作品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银奖，1991年青花10头文具获第二届景德镇国际陶瓷节“日用瓷精品大赛”一等奖，青花瓷板“和平万岁”获2008年中国国际名人书画工艺品大赛金奖。
杨广源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鲜红的喜报，这是他儿子杨升华刚刚送过来的，杨升华是热工工程师，从事陶瓷色釉瓷生产，他和几个兄弟研究的“高温窑变结晶马赛克”获得了景德镇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杨福生”瓷号的后人们在新时期，在瓷业的不同岗位，传承着祖辈对陶瓷那份特殊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