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官窑二字，就搔到了景德镇人的痒处。

　　从1004年宋景德元年皇帝下诏烧造御瓷开始，元至元十五年设置“浮梁瓷局”，到明洪武二年正式设置官窑，景德镇为皇家烧了几百年的官窑瓷器。

　　从辽金开始，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袭扰中原，使得北方各窑口的工匠不得离家南下谋生，最后都汇集在景德镇。客观上将各地的陶瓷制作工艺带到了江南，大大促进了元明清陶瓷艺术的发展。北方的白瓷与江南的青瓷结合，以及明初郑和下西洋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景德镇独特的影青、青花、釉里红，以及后来的五彩、斗彩、粉彩、古彩、珐琅彩、浅绛彩等灿烂的艺术形态，所以当时有“良工汇天下，器成走四方”之说。

　　景德镇为皇室烧御瓷，向来是不计成本的，用百里挑一来形容毫不为过。从考古发掘成果和拍卖行历年来的拍卖品来看，进贡的官窑器不能有一点瑕疵，在烧成后即使发现有芝麻大的缩釉点，也会被打碎后就地掩埋。残次品一旦流向民间，或有民间仿画官窑器纹样，窑督和窑工就有杀头之虞。这种精益求精的传统、为皇帝服务的优越感以及炫技心态形成了景德镇独特的官窑文化，而在市场上则积淀为官窑崇拜。

　　景德镇市政府大楼就建在明清官窑遗址之上，上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施工发现了这个秘密，总共17层，纵深几十米的文化堆积层，层次清晰，勾勒出一部立体的明清陶瓷史。消息传出，政府大楼外的商铺被一租而光。但不久有人在铺子下挖地道，挖出官窑碎片出售，所获利润远远大于做生意。直至地道发生坍塌事故，死了几个人，才被公安局发现，重新将地道填埋。现在，这个御窑厂已经被保护起来，政府迁到一幢简易房内办公。去年经过一次有组织的挖掘，重见阳光的官窑瓷片惊动了世界，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官窑文化在建国后还影响着景德镇的瓷业生产，重艺术陶瓷，轻日用陶瓷就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7501主席用瓷的烧造。据当时参与设计与烧造7501主席用瓷的技术人员回忆，压力不亚于明清两代烧造官窑，而且选用最珍稀的瓷土，同样不计成本。烧成后的这批瓷器除精品送京外，余下的2000多件都留在厂内，80年代末作为职工福利三只五只地分了，被一个海外商人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在新加坡办了专题展，一时轰传，价格一下子飙升，炮制了一个神话。尚留一部分样品一直留在陶研所内，前不久北京一部长来景德镇参观，陶研所请他欣赏主席用瓷，但当箱子被打开后，大家都惊呆了，所有藏品不翼而飞。经过警方缜密侦查，才知是监守自盗。

　　不可否认的是，官窑文化为景德镇艺术陶瓷设计与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它的保守性在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运作后，严重阻碍了陶瓷业的外向交流与发展。制创人员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传统包袱过于沉重，使景德镇的艺术瓷器在整体思路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创新能力不强。比如在市场上一直走俏的高仿官窑器，纹饰都有固定的模式，几百年来一直这么画，龙怎么在云中盘曲，凤怎么穿过牡丹，鸟与花怎么呼应，都有规矩，这也是今天鉴赏家鉴别真伪的密码。今天的工匠们仍然认为传统饰样一点也不能改变，稍有改动，在市场上就受到冷落。于是几十年来师傅一直这么告诫徒弟，学校里的老师也这么带学生，画得不像自己，就予严厉训斥。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传统观念，严重禁锢了工匠们的创造力，仿得逼真就成了好手艺。

　　在艺术瓷这一块也存在这个现象，在几个工艺师组建的玉风窑，以青花釉里红玉风杯在京沪穗等地打开市场，不久仿品以低价行销，一下子把他们打垮。还有一个工艺师做成一个新造型，在市场上有些销路，但厂里其他技术工人认为他是“职务创作”，知识产权应该共享，于是你仿我仿大家仿。但工艺师有签名，市场认这个签名啊，工人们就把半成品送到工艺师那里，五元钱签一个。工艺师居然也签了。不久，这个产品就满街扔了。有些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大师也在重复自己，一个瓶子画几年，反正一出手就能换钱。在景德镇被称之为捧“豆豉碗”，老是打不破。

　　宁钢教授认为：景德镇面临的难题就是创新能力不够。在艺术瓷这一块，陶艺家一出新品，仿品立马就出现，即使是一些功成名就的陶艺家中间，也有靠模仿人家的作品混迹于世的。日用瓷也是如此，仿日本、韩国的，看上去很新颖，一出国门就发现原来人家早就有了。程雨前对记者说：“景德镇过去是一个开放城市，工匠来自四方，做成的瓷器通过丝绸之路流向西亚和欧洲。早在清初，我们就接受欧洲的来样加工，将西方的油画技法融于粉彩绘瓷，创造了一个新品种。而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处于闭关自守的局面，洞中七天，天下早已天翻地覆了。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妄自尊大，把自己放大了，把景德镇也放大了。我在北京读了一年博士后才明白过来，景德镇其实太小了。”

　　陶艺家朱乐耕认为，景德镇一些名家大多以瓷器为载体表现中国画的感觉，而没有强调陶瓷本身的材料语言，这与国际当代陶艺的走向大相径庭，很难得到认同。我们直到今天还在烧还原焰，国外早已在烧氧化焰了，还有乐烧、盐烧、堆烧、烟熏烧、炕烧，手段既多又新，陶瓷语言不丰富也难了。另外，国外陶瓷是形成产业的，产业这一块做强了，艺术陶瓷才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技术保障，这是皮与毛的关系。

　　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陶艺家秦锡麟对记者强调，中国陶艺要在古今、中西之间找准切入点，坚持四性：世界性、民族性、地域性和陶艺家的个性，全盘西化肯定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