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需要供养人

　　　　不久前去了趟北京，应老同事之邀到后海边一处闲在喝茶，房子的主人是一云南人，很多年前因求学滞留北京，不被体制庇护也就同样不受组织约束，结果如野草一样蓬蓬勃勃扎北京了，娶北京妞，生北京妞，买卖云南，或茶或菜，积习与乡音难改，狡黠与敦厚共生，练达人情，洞明世事，自撰联云：做小买卖，养大姑娘……

　　如此心性的汉子，一聊到曾经的追求就说“大梦我先觉”，让人直感叹理想的脆弱与易碎。

　　我说：哪天我弄些景德镇的瓷器搁你店里卖吧！他说：别！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景德镇的瓷器是官人们的买卖，来我这的可都是白衫客。我知道他是被今年早些时候那几篇关于“雅贿”的报道给蛊惑了，只得耐着性子把景德镇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给捋了一遍，谈到景德镇陶瓷最近几年在艺术领域的造诣，那哥们儿突然冒了一句：艺术是需要被供养的，景德镇有多少这样的供养人？

　　还真是一个问题。

　　说到艺术供养人，景德镇的陶艺家们会普遍性联想到那些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收藏家队伍，这些人的一掷千金，似乎成为景德镇艺术陶瓷发展到今天这般境界和境地的惟一动力，但当我了解到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把重金购买的陶瓷艺术品，仅仅是搁置在自家车库里等待升值，我就觉得这事儿的发展有点荒唐，我们可以肯定，市场化的赎买与赎卖并非惟一的艺术供养人。

　　政府的作用应该在此间有一强调与重申。

　　大概十年前吧！我有一次采访中国美术馆的机会，中国美术馆策展委员会成员、艺术评论家水天中先生说，“我建议我们的艺术家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应该把最能代表自己的作品留在自己手上，或者交给具有学术地位的收藏者——最理想的收藏就是国家美术馆——这绝不是唱高调，而是为艺术家作实际、长远的打算。”我记得他当时以陈丹青为例，说中国美术馆没能收藏《进藏》系列不仅是中国美术馆的遗憾，同时也是陈丹青自己的遗憾。

　　我们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遗憾呢？

　　造成这一遗憾的原因是制度性的，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重视程度不够，把收藏这一艺术环节完全市场化，变相推委给了个人与民间。据说中国美术馆现藏的藏品中，艺术家及其家属向国家捐赠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1998年，画家蒋兆和的家属将他的长卷巨作《流民图》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当时的文化部长亲自颁发了捐赠证书，并颁发了12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这是中国美术馆当时向捐赠作品颁发的最高奖励。

　　在2004年以前，中国美术馆是没有专项收藏经费的，其例行做法是需要收购类似《流民图》这样的重要艺术品时，就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争取一笔收藏经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4才年得到改善，“20世纪中国美术收藏工程”于这一年开始启动，这项工程对中国美术馆而言意义重大，国家每年为此投入5000万的收藏经费，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在类似嘉德拍卖行这样的场合，便会显得杯水车薪。

　　所以有观察家认为，国家投入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经费上，更重要的是怎样从一些制度建设上入手，引导、鼓励、保障个人捐赠路径的畅通，也就是希望政府在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继承税方面作点文章，比如向美术馆捐赠藏品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而私人收藏的继承者则应该向政府交纳高额遗产税，等等。

　　景德镇如果希望自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艺术的重镇或中心，那么就应该由此得到启发，政府应该有一个机构把一批最具代表性的陶艺家作品永久性留下来，成为这座城市公共的遗产，它可以由货币购买路径实现，但更可以以个人捐赠名义完成，只是政府需要首先从制度上出台一条保障路径通畅的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