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传统下的艺术困境

  景德镇的艺术噩梦始于公元1279年！
  当时元帝国统治者将“浮梁瓷局”设在此处，那是统辖全国贡瓷惟一的官方管理机构。此后中国无论经过怎样的政权更迭，居于权力金字塔顶端者都因循旧例，让景德镇承担起为自己制作私家器皿的责任。
  回望当年宋室南渡后，由于地处偏僻山区，相对于那些兵家必争之地，景德镇较少遭受战争侵害，加之瓷土与松木资源丰富，境内纵横交错的河流足以建立起发达的运输系统，使得北方各大名窑工匠纷纷汇集于此开窑制瓷。战争与物产成就了景德镇之瓷业，获得皇家青睐亦在情理之中，却让其就此困于“定制”枷锁，至今尤不能解。
  生活在这里的人乐意炫耀历史与过去，当又一件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在拍卖会上被高价拍走，他们便难掩兴奋之情而奔走相告，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它的原产地在景德镇。当然骄傲的景德镇人会故意忽略这样的器皿只是帝王意志的体现，景德镇的工匠只是其生产者而非孕育者，更别说是景德镇的精神产物了。
  元人尚青，景德镇便以青花迎合；明永乐帝喜红，景德镇便烧制出“祭红”；清乾隆帝好粉饰太平，景德镇便以浮华的粉彩献媚。匠人诚惶诚恐地向朝廷派来的太监跪拜，依据九五至尊的旨意机械而又日复一日地工作。
  也许皇家定制赐予景德镇的唯一好处，便是让其陶瓷手工技艺数百年来皆处于向前发展的态势，直至清室衰微、御窑厂不复存在后才戛然而止。可这并不妨碍袁世凯遣员在景督造“洪宪瓷”，新中国成立后的景德镇仍为居于庙堂者献上“7501”。
  定制传统与工匠情节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帝制被取消若干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相当数量的本土瓷绘师与远道而来的外地陶艺家都难以摆脱魔咒———前人受制于权力，为此制瓷以体现帝王的审美观为主旨；后人绘瓷为的是取悦买家与市场，这可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定制，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触碰陶瓷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艺术二字。
  近期景德镇陶艺界被谈起最多的话题之一，莫过于西藏题材瓷绘作品的泛滥，许多画家见藏画为艺术市场所追捧，便不再于瓷坯上勾勒神佛花鸟，转而画起穿着藏袍的少女、啃着青草的牛羊，进藏采风也在圈内成为时髦之举。这让部分较早涉足藏画陶瓷的艺术家烦恼不已，甚至选择在创作时放弃类似题材。
  且不论藏画跟风现象之是非，艺术家因担心雷同艺术品太多而导致作品市场价下跌，故将其完全抛弃者其实未必就值得同情。文森特·梵高的《向日葵》举世闻名，马克·夏加尔并未因此就视向日葵绘画为险途。相似题材的作品再多，只要自己的画作具备独有的艺术特征，或在某些方面确有高于他人的长处，何必因着市场的缘故去放弃？这到底是对自己的艺术创作缺乏自信，还是如千百年前为皇帝制瓷的匠人那般，从未将自己摆放在艺术家的位置，故而只能被太监牵着鼻子走？
  为此你在察探景德镇陶瓷艺术界现状时，便会发现活跃于此地的瓷绘师以继承的名义，兢兢业业地描画着远祖留下的仕女才子。你也许会讶异于“官窑”概念竟如此深入人心，令不计其数的陶瓷从业者绞尽脑汁地与其沾边，心甘情愿地为早已死去的权力美学守灵。这些手执画笔、自诩为艺术家的人士让市场，或者说金钱成为其活动与思想的主导，其本质与千百年前接受皇家定制任务的工匠并无二致。
  尤其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具有一定创造力与想象力的陶艺家，极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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拽得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时，面对气势汹汹的跟风者却乖乖主动缴械投降，从而让将来可能更加辉煌的艺术之路就此画上句点，被工匠群体同化为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