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批判”

    2012年，  “大师”一词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批判，他们或来自于学术上，或来自于工艺领域，更多的矛头则指向大师的评选机制，这种非典型性批判在部分媒体已蔚然成风。其中流传颇广的一篇报道，便是针对2012年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拍卖会上，出自名家之手的少数艺术瓷以所谓的“萝卜价”起拍。
    报道一出，陶瓷界的反响是翻天覆地，随后，这种恶劣的影响风卷残云般波及到收藏的诸多领域，至此，  “大师”一词仿佛也开始了诸如同志、小姐等词语般的性质变异。
    真正对大师的毁灭性的负面否定，当数去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各地省大师的新一届名单的相继出炉，此名单一出，让围绕有关大师的话题在景德镇进入了白热化的全民讨论阶段。一时间，大师、大作、精品、大师的评选机制，甚至于大师是否应该存在等相关词汇、短语充斥着景德镇的大街小巷，那么为何“大师”的话题被人们如此热捧r为何偏偏景德镇的大师瓷要遭受外界不断的指责？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地对待大师现象呢7
    大师一词来源很早，古时主要是指官名，有时也有对专家、学者的尊称，如《百喻经治秃喻》中的“时彼秃人往至其所，语其医言：  ‘唯愿大师为我治之’”，到了近现代，大师一词多指造诣极深、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艺术家等，如，国画大师齐白石、文学大师徐志摩等，这些大师除了学术专业领域的登峰造极之外，道德也不外乎包括在里面，一方面，内圣外道成为古代称之为大师的惯例，另一方面，凡学’术、治国安邦之道也必须唯道德臻化，方能达到技艺的巅峰，因此，千年的惯例传承，大师不仅有技艺上的炉火纯青，更主要的是美德上的无瑕。
    国人对大师的“苛责”继承了先人留下来的认知方式，从此，凡大师则必有大师的风范，如若不一，则睚眦必报，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便是一例。尽管季老几年前便已崩逝，但后人对其“国学”大师之称谓硬是耿耿于怀，中山大学的徐晋如博士便认为季老所研究的问题，与国学完全无关，应该不能称之为国学大师，更不能是媒体希望他做的所谓的“国学大师”；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叶匡政也觉得国学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统称，但是季老是研究梵文印度文化的，应该不能称为国学大师。
    诚然，当国人对大师如此重视，自然，凡关于“大师”则必然会与之相提并论，因此，陶瓷界的“工艺美术大师”自然逃离不了国人对它的褒贬不一，极端一点的人甚至对它说三道四，那么工艺美术界的大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法定规范由来可以追溯到1997年5月2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17号国务院令，该令明确规定了以下细则：符合下列条件并长期从事传统工艺美术制作的人员，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务院负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部门可以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一）成就卓越，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二）技艺精湛，自成流派的。概括起来就是凡是在传统工艺美术领域成就卓越且自成流派的人员都可以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由此可见传统工艺美术领域的“大师”有别于国人眼中的精神高地的大师，至少他们在技艺的层次是有所差异的。
    另外，传统工艺美术领域的大师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那就是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消费文化给大师带来的性质变异，这也就是说当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被国人咀嚼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文化的产业化一方面迅速增加了GDP，可另外一方面也让国人在咀嚼传统文化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审美感知的退化，以至于感性地以为凡大师必定是技艺上的惊世骇俗，道德上的唯美臻化，除此之外便是伪大师，便是东郭先生，令人尴尬的是，这种对大师的不完全的看法似乎在近几年大师瓷的拍卖中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仿佛还形成了对工艺美术大师的一种舆论围攻，对此，景德镇的大师瓷似乎便是最好的证明。
    这两年收藏界里对“大师”瓷的评价日趋复杂，但国内艺术界，尤其是工艺美术领域申报国大师、省大师的热潮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其中的景德镇便是代表，然而也就是这个特殊的现象让景德镇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还有种群殴景德镇的艺术围城态势。
    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的机制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然而评选机制也是在不断地完善，从1979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开始以来，前四届都是由国家三个部门评审下产生的结果，但是到2011年的第六届，评审的部门大大增加，评选工作的公平性也更加得到保证，据相关消息人士透露，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名单是几经多方商讨、综合考量后“出炉”的，客观地说，对于这样的结果，主办方的表现还是较为慎重与周到，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主办方在此次评选的门类、地域分布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权衡上的确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虑，因此第六届的工艺美术大师们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当中基本能称得上实至名归。
    令人遗憾的是，原本针对部分陶瓷绘画从业者仿冒成风的现象批判继而变成了对景德镇大师瓷的艺术意义挑战，有更为偏激的言论甚至认为景德镇的艺术瓷实乃材料的精美，基本上没有艺术可言，如某些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陶瓷界乱象缘于大师泛滥》称：景德镇之所以兴，一是该处瓷土质量上乘，二是前辈艺匠在工艺上的精心烧制，至于上面画点图案、将瓷器做成怪模独样，那其实也是“普通活”，其技艺难度、艺术创造力不会超过画家、雕塑家。很显然，此等言语不仅抹杀了千年以来景德镇的陶瓷文化，而且对近年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现代发展的认识是一片空白，因此这种批判实为一种无知的批判。
    仿冒、复制不是景德镇的特产，它是一个全世界艺术领域都存在的一个弊病，但把这个全球都存在的问题强加在某一个地区只能说明是一个无端地挑衅，景德镇的大师瓷虽然被民间作坊数以千百的复制，但中国乃至其他陶瓷国家就没有复制现象？河南洛阳伊川县的青铜器做旧、安徽蚌埠古玉的造假等难道就名正言顺么？更何况千年以来的陶瓷文化熏陶，景德镇已经形成了它特有地域文化，并且这种陶瓷文化已经是景德镇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是铸造景德镇城市文化建设自信心的一把利剑。
    群殴本不应当和大师放在一起，因为这是对陶瓷文化的一软暴力；大师瓷也不需要捍卫，因为数以万计的外地艺术家来到景德镇便是最好的证明。正如古人对大师内圣外道的评价一样，现实中大师并不尽然就是媒体宣扬的状态，实际上，能够称之为工艺大师的大师，自然有其成为大师之道。因此，大师的艺术造诣不用说，而其创作的影响同样使得他们也是一个个标准的公知，一个个在公益面前不断彰显大师的公知形象，一个个在公共社会现象不断抛出深切关注的公知，但所有的这些似乎都被围攻大师的后面给理所当然的忽略，因此，大师热的背后暗藏着利益的噱头，这种利益的驱使又何尝不是大师热背后的利益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