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款分为年款、干支款与特殊年款，其中年款即文中所说的帝王年号款，“大明宣德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即属于此列；特殊年款则是指诸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只有朝代而无具体年号的款识。干支款则是由六十年一轮回的天干配地支来标注瓷器的年代款识，有时会附于帝王年号之后，如“万历丁丑年造”；有时则直接标之为“辛丑年制”，将帝王年号省去，为此部分出土陶瓷器皿无法通过其纪年款来得知其出产年代。
  元明清时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常被陶瓷艺人以青花写上纪年款，而刻划款、模印款与釉上彩书写款的纪年款也时有出现。纪年款多被书于陶瓷器皿的外底中心，少数写于器皿的内底心或肩、腹等内沿处，所采用的字体多为楷书，篆书、行草也可见到。
  由于纪年款可以说明陶瓷制造的准确年代，为此是古陶瓷鉴定时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而倍受陶瓷收藏者重视的堂名款，则可以透露出瓷器的制作机构等有价值的信息。
  堂名款指在定制的瓷器表面打上自己的堂名、斋名或年号，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大批出现，并从此延续下来，到道光以后至清末时减少，所涉及的人从九五之尊的皇帝、显赫一时的权贵，到儒雅风流的文人、手艺精湛的工匠。
  将堂名、斋名等文字烧制于陶瓷表面，堂名款的用途等于是私家藏瓷的标志，为此也有人将它称为私家藏款、室名款以及斋名款。堂名、居名、殿名、楼名等均可作为堂名款的内容，多见于官窑瓷器，民国时不少陶瓷业的能工巧匠也喜欢使用堂名款。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曾对清代的瓷器进行过统计，发现属于堂名款一类的瓷器就多达250余种。
  堂名款在明代之前的瓷器中少有发现，到明正德时就已出现“赵府制用”堂名款，而嘉靖年间最著名的堂名款就有“东书堂”、“滋树堂”、“敦仁堂”与“竹书居”，隆庆年间则有“大茶房”、“秦府”等，万历时的“玉堂佳器”则是名声最隆的堂名款。
  康熙年间的陶瓷曾被要求不得题写年款，为此促使了堂名款的进一步普及使用，“中和堂制”、“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均为当时官窑常见的堂名款。雍正时的堂名款则少于康熙，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有“文石山房”、“朗吟阁制”、“浩然堂”等。
  乾隆时的堂名款使用频率则又超过了康熙时期，提供给皇帝使用的御器便采用过“养和堂”、“避暑山庄”、“彩秀堂”等款识。这一时期的达官贵人所用过的堂名款，则以“玉权书屋”、“听松庐”等为代表。道光之后堂名款的使用开始减少，到咸丰年间的仅剩“履和堂”、“竹有恒堂”等。
  袁世凯所使用的瓷器底部则有“居仁堂制”字样的堂名款，为青花或红彩所书写的篆书或楷书。民国时的徐世昌等当权者所用之瓷，也有“静远堂制”、“延庆楼制”等堂名款。
  此后一些包括“珠山八友”在内的著名陶瓷艺人，也以个人画室为内容作为其绘制之瓷的堂名款，王琦的“甸甸斋”、王大凡的“希平庐”、程意亭的“佩古斋”、王步的“愿闻吾过之斋”均属于此列。以瓷绘鱼藻见长的邓碧珊，就喜欢使用文字内容为“晴窗读书楼”的堂名款。
  民国时与堂名款相似的瓷器款识，还有在陶瓷底部注明的生产商铺名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江西瓷业公司”，而“江西义成公司”、“刘芳盛号”、“黄福兴”号也是其中的代表。
  说起民国瓷，不能不提到诸多陶瓷款识中的寄托款，相对其他款识而言它有些特别，它在陶瓷器物上书写的帝王年号款为摹仿前朝的产物，但制作者却并非有意通过此举以假乱真，达到制造假古瓷的目的。明清瓷器中寄托款十分常见，最早出现于明武宗正德年间，当时制作者仿造的乃是明成化年间的瓷器，以此表达对前朝陶瓷工艺水平的尊敬与纪念。
  清康熙时期的瓷器制品，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大批量地在器皿上标注“大明宣德”、“大明成化”、“大明嘉靖”等寄托款。而到了清光绪至民国时，斗彩、青花等瓷器则普遍打上康熙时的帝王年号款，不过仿品与真品在款识的字体与颜色上都存在差别。
  “原国营艺术瓷厂曾大量生产各种仿古瓷，其产品的底部均以贴花工艺标注着‘大清乾隆年制’等寄托款。”50岁的王志广将一只粉彩花瓶翻转过来，花瓶底部蓝色的寄托款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