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瓷博会，我一直有个狂想。
能不能搞一个以陶瓷元素为主题的嘉年华，或者说：狂欢节。

（一）
 
瓷博会开到今年，已经六届，一届比一届官方。
积极一点说，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瓷博会的重视。但事物往往存在着它的两面性，总是官办，政治意味就越来越浓，民间力量的介入，就一直把自己摆在一个被组织的状态中，你不能说被组织参与有什么不好，但主动性方面就差那么一点意思，按当下时髦的说法：不嗨！
很多年前，我曾经报道过上海狂欢节。那也是一个时间上和瓷博会几乎重叠的地方性节日，当时上海市政府方面曾郑重向媒体表示，上海将悉心培育狂欢节的品牌，欲与巴西狂欢节、美国玫瑰花节等国际知名节庆比肩。
那天，在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举行的狂欢夜上，为了营造浪漫与激情的狂欢气氛，主办者不仅请来了巴西等国家的奔放女郎、摇滚乐手与青春偶像组合且歌且舞，上下煽情，还煞费苦心地专门邀请数千名在沪的外籍人士引领上海市民一道狂欢。尽管如此，在狂欢夜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场的上海人却还是怎么也“狂”不起来。直至即将结束的前一个小时，一对外国情侣的劲舞才终于引爆数千上海人“动”了起来，开始了一场人人倾情的真正的狂欢舞会。
这个发生在子夜时分的短暂狂欢，迅速被当地媒体冠以“国际化”的帽子。
当时上海地方媒体有记者借市民的口说：随着上海大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陆续建成，上海已经初步具备了独特的海派文化的底蕴，她现在只缺少一个充分展现的舞台，而一个国际性的、市民喜欢的狂欢节，将“给上海一个表现自己的舞台，给世界一个了解上海的机会”。
这种牵强的口号式论述暴露了这个城市某种迫切的意图。
我们不明白上海想通过她的狂欢节表现自己什么特有的文化气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又能从这个东方版的狂欢节上领略到什么不同的东西？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个旨在吸引更多的中外旅游者来上海观光游览的狂欢节，并非为上海市民“量身定做”的全民参与性节日，价格居高不下的入场券将绝大多数上海人按在围观者的位置上，即便那些有实力进场的上海人，与其说是参与者，不如说是表演者更为确切。

（二）

所谓上海狂欢节，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各地狂欢节的拼盘。
这种迪斯尼式的嘉年华更具表演性，而非参与性。这与上海人的真正需求有出入。据当地媒体披露，第二届都市森林狂欢节的主办方共青森林公园在国庆节期间，向游客们作了随机访问。有超过80%的游客表示：在节假日定期地参加一些狂欢派对，舒缓工作、学习的压力，是上海人对于狂欢节进一步的要求。
显然，她不是城市文化自然孕育的产物，而是由更为直接的经济企图所催生。
在迅速市场化的中国，存在大量地域文化原生的节日庆典沦为招徕游客的商业演出的个案，这种基本消弭了本身文化意义的仪式，往往由原来“充满生命力和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变成一种无法回避的义务”。当然，在此事实的下面还存在另一层较为积极与正面的评价，那就是地方旅游事业的兴起，对一些濒临死亡的原生态文化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开发、延续与保护的作用。
上海狂欢节却不属此例。
上海在缺少沙滩、海浪、森林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的同时，更是中国少有的缺乏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她只能选择硬性植入。体现着殖民地趣味的“媚外”情结，应该是海派文化的硬核，这既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现实需求———上海人渴望从香港人那儿夺回远东首席国际都会位置的图谋已是世人皆知的秘密，这座城市的目光长期以来都是坐西朝东，面向太平洋的———这种渴望绝不仅仅是官方的意志，更是上海市民普遍滋生的集体意识。
每一个光临上海的外地人对此应该印象深刻。
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由政府推动的旅游业，在设计建构一些有代表性或地方性的节目清单、以吸引游客并从中获利的同时，还希望通过游客的眼睛把东道主社会展示给外部世界，这两个目的自存在起就在改变东道主社会的某些特质。当上海人用类似巴西狂欢节、美国玫瑰花节这样的项目作为自己的城市标签时，她展示给外部世界的真是一个开放的形象吗？
答案也许不像一些官员想象的那样乐观。
（三）

2002年10月，我的关于上海狂欢节的报道见报后，意外地收到了北京市旅游局的邀请函，说我的这一报道被他们搞成了一个会议材料，请我到会发言。我到会后才知道，当时北京市旅游局正好在搞一个关于北京文化节的方案，那也是一个类似上海狂欢节的创意，弄一个世界各地狂欢节的大杂烩。
既然有上海的教训在那儿，我当然不能睁着眼说瞎话。
所以轮着我发言时，我对那个策划实施了全面打击。我说其实北京已经有自己的狂欢节了，那就是春节的庙会。如果说美国玫瑰花节的主题元素是选美、巴西狂欢节的主题元素是桑巴，那么我们北京庙会的主题元素就是胡吃海塞……我记得我当时的发言立刻引来笑场，后面发言的与会者，一边倒地支持我的观点。
我不敢说是因为我的发言影响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决策，但的确是从2003年春节起，北京的庙会被升格为政府行为，北京所有的区都有了自己的庙会。
我们还是回到景德镇的瓷博会上来。
去年瓷博会期间，《景德镇壹周》曾策划过一组关于景德镇博物馆的报道。
策划这一报道的初始动机，是因为陶院的几个女学生（自号“伍小丫”）在御窑搞了一个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制瓷）展，这个展览被命名为《手·艺》。景德镇是个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城市，相对应的，它的文化也比较单一，比如博物馆，几乎清一色的陶瓷馆，类似“伍小丫”策展的手工冶瓷工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时都是以一种“散见”的姿态存在于各种陶瓷馆。
几位懵懂的外地女孩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博物馆这类的城市公共设施，对于一座城市、尤其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而言，绝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一种必需。有观察家指出，当代的博物馆回归本位，不仅在历史收藏与陈列上做文章，更在美与好奇心上做文章。
为了开发观众的好奇心，策展者想出千奇百怪的题目，把博物馆经营成令人惊叹不已的展示场所。比如去年瓷博会期间，我曾开玩笑说，应该在景德镇策划一个“马桶”展览，把我们能搜集到的各种品牌、各种器型、各种功能的卫生洁具陈列于一室。
“伍小丫”所学的专业是陶瓷美术学，而她们的《手·艺》，最早不过是艺术策划课程的一项作业。
她们担当的其实是策展人的角色。我认为，这正是目前景德镇很匮乏的一种人力资源。建议瓷博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有所动作，按官方语言是“走出去，请进来”，按当下流行说法就是“借脑”和“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