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时代中国瓷器：外销瓷图案器型都改良

清代广州外销画《广州瓷器店》。

　　1602年，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来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引来了大量富豪贵族的关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 商人获纯利500万盾”。

　　西来的订单

　　荷兰人的这一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17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并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而这家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

　　在此之前，满清政权击败了占据台湾多年的郑氏家族，统一了中国，中国沿海的海盗也基本销声匿迹了。特别是1673年康熙帝下令取消了海禁，不仅使外国商船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行商出示了一批绘有奇怪纹案的图纸，要求照图样烧造瓷器，并许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工。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徽、皇家纹章图案。

　　其实，把徽章烧制在中国瓷器上并非法国人的创举，早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引起欧洲王室的兴趣。但是这批法国的纹章瓷采用细瓷烧制工艺和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自然引来欧洲各国贵族的青睐。由此，“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

　　生产重心南移

　　欧洲订单的频频东来，催生了广州珠江沿岸那些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指定瓷器的种类、造型、式样等。而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由于外国商人们的需求不同，定制样式五花八门，不免引起内地工匠们的好奇。《景德镇陶录》就记载了上述情形，书中说“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然而，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路途遥远，欧洲人的订单传至江西、烧制成器、经过彩绘后再运回广州交货的漫长过程日渐显现出了弊端。瓷器在途中出现破损在所难免，而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外销瓷的生产重心开始了南移。

　　清代刘子芬著《竹国陶说》提道：“海通之后，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径广州……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恒，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了生产，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样一来，不但交货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损耗以及绘图质量也更有保障。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一些技术变革也正在无声地进行着。

　　变革时代

　　变革首先从设计开始。此时出口的中国瓷器，图案主题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五福捧寿、太平有象、马上封侯，更多的是绘有圣经故事、君主头像、西洋风情。这种变化不光是来源于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案，更有中国商人对于欧洲人消费心理的揣摩。尽管广州的华人中还没有几个能够弄懂耶稣与圣母的关系，但大多数中国画工们已经像模像样地画起了西洋画，开始以西方人所习惯的曲线来表达纹案之美。

　　继绘画纹案变革之后，外销瓷在器型上也进行了改良。为了满足欧洲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的陶瓷匠人们制作出了瓷制的汤盆、盖盅、咖啡壶、马克杯等纯粹的西方生活用具。瓷器不再是欧洲王公贵族收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质地精良的产品也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在西方消费市场的引领下，中国民窑不断地进行着研发上的创新，中国的硅酸盐技术逐步侵蚀着欧洲原有的锡器、木器、甚至金银制品的市场份额。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成功的。

　　1769年，一位美国旅行者参观了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后描述道：“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当时在广州有两万人进行手绘劳作，这个数字在那个以农为本的时代是惊人的。珠江口内的这些绘图工人完全采用了雇佣形式，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这使得广州瓷业拥有了最为充沛的人力资源。

　　诸多的制瓷工场汇集一处，使得广州瓷业日渐产生了集群效应。一方面带来的是生产成本低廉化，另一方面则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艺，顺应欧洲消费心理的绘图设计，加之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广州一时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加工业的新中心，而“广彩瓷”也由于其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大为热销。

　　正当中国外销瓷如贵妇般被欧洲王室追捧时，它的竞争对手们却悄然出现了。1644年明朝灭亡，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被切断，荷兰人将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与此同时，欧洲人自行烧造的第一批瓷器也出炉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展开的鸦片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使得商人们对运销瓷器的兴趣荡然无存。由于长久以来清政府对于本国商人出海的限制，商品的出口途径也就随之阻塞。广州城从无限接近市场的生产基地，一下变得与景德镇别无二致，地理优势荡然无存。诸多弊病阻挠着制瓷工场及贸易上的发展。因此，它的盛极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　　王磊石（摘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