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这里启航

方李莉，1988年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考入中央工艺荚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吏论系，1996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录取为博士后，1998年博士后出站，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全国巾帼建业标兵，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文化部优秀学者。

1988—199l这三年我在陶瓷学院度过了我的研究生生活。说起和陶瓷学院结缘，还有一段小插曲。我虽然生长在景德镇，但并不看好陶艺。我从小喜欢画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而非陶艺家，在我的观念中画家才是文人的化身，而陶瓷只是工匠的艺术。然而，我的爱人朱乐耕对陶瓷艺术的如痴如醉深深地感染了我，改变了我的偏见。他让我对陶瓷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让我意识到艺术不仅仅是技术，还是一种观念，—种意识。陶瓷作为一种媒介，一种材料，一种手段来表达我们的思想，这样一种新的材料革命可能会带来更强的视觉冲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于是我有了考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想法。
陶瓷学院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学校，会给学生许多提高自我的机会，有两点做法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一是陶瓷学院对学生外语的要求很高，所有的硕士毕业生外语必须通过国家出国考试。一进学校，我就被派到大尠卜国语学院学习了一年的日语，在通过资格考试之后才回来学习专业，这在当时是其他院校没有的。另外，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可以到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又称西北行。从学校；出发先到北京，到西安，再到河西走廊，再转到四川等地回校。外语的学习为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而西北行则极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通过参观各个地方博物馆、通过对各个不同少数民族区域的考察，让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全面认识。
读研期间，学校的图书馆对我帮助也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促使我走到今天不能不归功于图书馆提供给我的宝贵知识。我很喜欢看书，在图书馆我借到了一系列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关于后工业社会、走向未来的丛书，书中关于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论述，为我展开了非常宽阔的认识社会的画卷。当时中国艺术正面临着外来艺术思潮的冲击，我感觉到，艺术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认识和观念的问题。我们要去认识时代背景下的艺术潮流和风格，可能不仅要从艺术的角度，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等更宽泛的层次去了解。在陶瓷学院学习的几年里，得益于图书馆，我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为后面从事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硕士毕业后，我带着所有热情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了陶瓷学院的一名教师。初为人师，我一直不断总结教学的经验和得失。记得一次上写生花卉变形课，我带学生去植物园写生，我发现学生们只是很麻木地拿着铅笔描绘，画错了就擦掉，没有认真地去思考如何构图，以致于几天下来，大家都没能找到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我对学生说：“写生不是目的，变化才是重点。明天，你们不要带铅笔，尝试着用钢笔、毛笔做画，认真地斟酌你们画下的每一笔。”第二天，大家发现这样做进步还真不少。这次教学也让我明白了—个道理：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后来因为去中央工艺美院读博士，我终止了在陶瓷学院的教学。在陶瓷学院的教学时间虽然短暂，但却让我感受到人世间最珍贵的敬重和幸福。·
来到中央工艺美院攻读博士，是偶然却也必然，同样也要感谢陶院给我的机遇。读研期间，学校可以提供每个研究生一笔经费去夕哋为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我便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央工艺美院，在学校图书馆阅读书籍，拜访美院的老师，包括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田自秉先生。正是有了这样的拜访，一些老师看了我的文章，并获得了他们的指导和鼓励。田自秉老师一直希望能招到艺术创作与文章写作都非常优秀的学生，因此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他说：“纯粹地搞理论研究，与艺术还是有一门之隔，理论与创作实践才是最完美的结合。”田老师的话语不多，却让我很受鼓舞，但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从来没有想过专门研究理论，而且我的陶艺创作做得不错，在全国创作大赛中拿过一等奖，研究理论便意味着我要暂时放弃喜爱的陶艺创作；另一方面，之前在陶瓷学院图书馆的阅读让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飞跃，早就有了超越陶瓷艺术来探讨其他课题的思想萌芽，也非常希望自己能涉猎更宽泛的领域。权衡之下，我选择了继续深造，我相信眼界的开阔对我日后继续从事艺术创作是很有帮助的，就像田先生说的那样，两者是不可分的。
1993年，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央工艺美院，攻读史论专业博士。读博期间，我不仅顺利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我人生中出版的第一本书一《新工艺文化论》，同时完成了《景德镇民窑》一书的初稿。对景德镇民窑研究的最早初衷是为了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有—个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是因为看到由于现代化的浸染，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文化正在迅速消失，带着一种抢救和整理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想法，而且国内外文献中对民窑的研究非常少。为此，我对景德镇民窑进行了深入实地调查，寻查窑址，采访艺人，参阅文献，收集了大量民窑的原始资料，将一些即将失传的事物记录下来，为编写《景德镇民窑》搜集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博士毕业前，《景德镇民窑》虽然没有出版，但为我日后能进入北大渎博士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考察景德镇民窑期间，我实际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在做田野考察。尽管我看了许多人类学方面的书籍，但还是希望能得到专业的训练，真正走进人类学这门学科。同时，我也非常想把《景德镇民窑》一书尽陕完成。1996年，获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博士学位后，我通过努力申请，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录取为博士后。期间，我继续努力完善《景德镇民窑》一书的编写，并将其作为我的博士后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对景德镇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同时，开始关注到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现在与过去的对比研究，将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题目定为《传统与变迁一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费孝通先生要去景德镇访问，想更多地了解景德镇，看了我当时刚刚定稿的《传统与变迁一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非常兴奋，回到北京后立即找我单独谈话，对《传统与变迁一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的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让我将他当时和我的谈话录音整理为一篇题为《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文章，收集到《费孝通文集》的第14卷中。以前费孝通先生虽然是我们的导师，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学生是很难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但自那以后，我聆听费先生教诲的机会就多起来了，费先生非常关注我的研究，在他的关心指导下，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可以说，在北大读博士后的这段经历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1998年，我博士后出站，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飘逝的古镇》三本书陆续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研究生到博士后，三所不同的高校给予了我不同的教育背景。陶瓷学院给予我的是对陶瓷艺术的理解，中央工艺美院让我对陶瓷文化和陶瓷历史有了全面认识，北大则教会了我如何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从事研究。这三种专业素质是融合的，也更好地体现在《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飘逝的古镇》这三本书里。我成功路上的几位导师，读硕时的施于人先生，读博时的田自秉先生，以及读博士后时的费孝通先生，他们几位给了我—个非常自由的思想空间，从来不拘束我的想法，我非常感谢他们。
2000年，为了平衡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国家推行了西部经济大开发计划。同时也关注到，西部地区是中国自然生态最为多样化，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文化遗产保存最为丰富的地方。2001年，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西部地区的四十几个-院校及研究机构的184名学者，成立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课题组，在国家科技部立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另外，为了加强实地调查研究及理论总结工作，还申报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国家重点课题，在文化部立项。这两个课题均由中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担任课题总指导，我担任课题组组长。
两个课题历时七年，通过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深入到西部各地所做的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了“西北人文资源基础环境数据库”的建库工作。课题共收集文字数据18038条，近千万字；音频1262分钟；视频10104分钟；图片17324张。如果说数据库的研究是一个“摸清家底”的资料梳理工作，“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则是一个通过资料梳理、实地考察和个案分析所做的理论研究。课题共完成了了3篇实地考察报告，编辑为五本报告集、四本考察笔记、三本论著，共400多万字。我自己在这七年的研究期间，独立完成了五十余篇论文，两本专著与两本田野笔记，以及总报告书的概述与结论部分。目前这两个课题均已通过验收，并被专家组评为优秀课题。许多课题成果都在进一步整理和出版之中，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部分成果还将被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国家出版。
从陶瓷学院启航，我驶向了更远的站点。在那里，留下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学校的老师、同学，包括我教过的为数不多的学生等等，都成为了我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回眸这十余年，我的人生字典里始终刻着“景德镇陶瓷学院”这么几个字，它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是我需要感恩的母校。
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陶瓷高等学府，陶瓷学院承载着传递陶瓷艺术、研究陶瓷文化的重任。在母校五十周年校庆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同时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陶瓷学院不仅能培养出著名的陶瓷艺术家、陶瓷工程师，还能将中国文化的血脉贯穿于其中，将中国的陶瓷文化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