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是谁?他是当代著名陶艺家朱乐耕的父亲,是近现代陶瓷史上与汪小亭、徐天梅、王晓帆等人齐名的陶瓷大家。可是如今即便是从事陶瓷艺术工作的人,知道朱明的恐怕也寥寥无几。由于时代的特殊性,真实的朱明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之中,包括他的艺术和他的俗世生活。值得庆幸的是,有关他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完全消逝。20年后的今天,我们试图通过现存的资料,以及零碎的记忆片段,重新解读这位陶瓷大家笔下绚烂的艺术世界。
出生于1924年的朱明,自幼酷爱艺术,青年时代便在陶瓷圈崭露头角,曾先后任职于景德镇陶瓷工艺社、东方红艺术学校,后进入建国瓷厂,以高超的绘瓷技巧、充满文人风骨的陶瓷作品享誉瓷坛。
口述:朱乐耕(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及陶瓷艺术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父亲算是自学成才,他的画路很宽,从插画、水彩、国画到陶瓷装饰,几乎不受题材限制。记得《景德镇陶瓷》创刊第一期,封面刊登的正是我父亲的作品《冰地红梅》。
口述:张松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届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家)
相比刘雨岑、王大凡等传统派画风,朱明先生用笔、构图都别出心裁,充满创意,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现代派”。印象很深的是他绘制的大型宣传画,每次一出来总是引来很多人的围观,他在传统技法中融入了西洋画的光影对比、色彩变化,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创作手法在那个时候是绝无仅有的。
口述:刘水凤(原建国瓷厂技术人员)
朱明老师是建国瓷厂的“王牌”人物,他的笔名叫秋云,那时候厂里门市部凡是署名“秋云”的作品,总是销售一空。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市里都要组织大家上街游行庆祝,建国瓷厂的队伍总是举着大幅宣传画走在最前面,而这些宣传画正是出自朱明老师之手。
口述:徐亚凤(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女陶艺家协会荣誉会长)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父亲提起朱明先生,他说先生是个奇才,老是用钦佩的语气赞先生的画艺如何的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年纪稍长点开始学习瓷画,有幸目睹了朱明先生的画作,他笔下的花是那样的绚烂,他画的鸟儿是那么的灵动,还有在草丛中寻寻觅觅的小鸡,更是趣味十足。任何东西到了他的笔下,都显得生机勃勃。在我看来,他的花鸟、人物作品,比起珠山八友毫不逊色。
口述:王怀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政协委员)
朱明老师是我的前辈,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是当时陶瓷界名噪一时的艺术家,与“珠山小八友”齐名。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笔下的粉彩人物,吸收了传统文人书画的精髓,同时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点。在大部分艺术家还是遵循前人思想,临摹名家作品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以现代人物、工农兵学商取代了古代名人雅士的宽袍大袖。
创作了大批贴近生活、反应时代内容的作品。
上世纪40—60年代,朱明一家住在景德镇御窑厂附近,位于市中心地段,往来方便,于是朱家便成为当时景德镇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
口述:朱乐耕(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及陶瓷艺术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父亲很好客,又能做一手好菜,家里总是人来人往,像个艺术沙龙,当时很多陶瓷艺术圈的名人都是我家的座上宾。大家围在一起品诗论画,火炉上茶水不断,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在一旁听他们高谈阔论,乐颠颠地帮着倒酒倒茶,也长了不少见识。
口述:王怀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政协委员)
在我的记忆中,朱明老师算是较早创立个人工作室的陶瓷艺术家。他不仅热衷瓷绘艺术,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有相当的造诣,加上为人谦虚和气,大家都喜欢与他交朋友。解放前景德镇御窑厂那块,集聚了一批当时的绘瓷高手、名人雅士。朱明老师家就成了这些人的“根据地”。那个年代条件普遍艰苦,艺术追求成了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源泉,能够坐在一起品瓷论画,实在是一种享受。作为晚辈的我,当时也常常去拜访朱明老师,我俩算是忘年交吧!(笑)除了深厚的艺术功底,我最敬佩的还是他的为人,他这个人对朋友特别真诚,谁有困难,他都要伸手帮一把。
朱明的好口碑来自他的艺术才华,更来自人格魅力。生活中他的人缘极好,结交了无数的朋友,包括徐天梅、汪小亭、毕渊明等陶瓷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都与他走得很近。
口述:徐亚凤(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女陶艺家协会荣誉会长)
朱明先生是我很崇拜的艺术家。他不仅人长得帅,举手投足也风度十足。那时候我家的庭院很大,种满花花草草,后院便成了父亲与友人聚会喝茶的场所。先生是我家的常客,他为人随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与我父亲甚是投缘。天气晴朗的午后,他们在院子里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诗词,兴致来了,也会画上几笔。年幼的我时常坐在一旁,听他们闲聊。印象中,朱明老师十分健谈,天南地北似乎什么都知道。
口述:张松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届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家)
朱明老师与我父亲关系很好,加上两家住得又近,于是经常往来走动。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几乎两三天就要与朱明老师见上一面,十分亲近。记得他曾对我父亲说:“老二(张松茂)学得出来,有天赋!”
上世界60年代,建国瓷厂成立美术研究室,朱明成为主力设计师之一。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他认识了被下放到美研室的姚永康,并与之成为挚友。时隔多年回忆起有关朱明的种种,姚老感慨万千。
口述:姚永康(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专业教授)
1966年我从陶瓷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江西省景德镇瓷业公司,那会文革刚刚开始,为了创作大型毛主席塑像,我被下放到建国瓷厂,认识了同在美研室工作的朱明。
虽然没读过大学,可是朱明的学习能力很强,他爱读书,乐于接纳各种新鲜事物。闲下来的时候,他会和我谈唐宋的绘画、谈元人的笔墨,也会谈西洋油画的色彩关系、光影对比。有时我很纳闷,怎么他脑子里能装得下这么多知识。
在那个充满压迫感的年代里,他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处世态度。他是充满阳光的人,同时把这份阳光带给他人。记得工作之余,他总是给大家讲笑话解闷。有一次,他问我们:“你们知道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艺术表现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他用打趣的方式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同样表现男欢女爱,西方画家画的是一男一女肉体交缠的场景,而中国画家画的是一张床,垂着蚊帐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蚊帐下边露出的一大一小两双鞋。这个简单却意味深长的玩笑,揭示出东西方艺术文化的巨大反差:西方人大胆、直接,中国人则隐晦、含蓄。
这么多年过去,一想起朱明,脑海中浮现出的始终是他的笑脸。虽然我们共事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但他的人品、艺品都让我难以忘怀,他可以说是我最为尊敬的人之一。
与很多艺术家不同的是,朱明虽然很早就创建了个人工作室,但他从未公开收徒。古稀之年的刘水凤老人曾经在建国瓷厂跟随朱明学艺,有关恩师的点滴她至今记忆犹新。
口述:刘水凤
朱明老师是我的恩师,是他将我领进陶瓷艺术的大门,说起拜师学艺的那段经历,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958年,我被调入建国瓷厂,成为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说来也巧,在我工作的生产线旁边,就挂着一幅朱明老师的宣传画作,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跟随朱明老师学习陶瓷技艺的想法。这个愿望直到三年后才实现。
1961年,厂里成立美研室,需要扩充一批技术人员,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正式拜师学艺之前,朱明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先描一百张芙蓉花、一百张鸽子的线条图案。这么做,是想考考我的耐心。原本朱明老师不愿收女同志为徒,因为女同志要照顾家庭、孩子,免不了耽误学艺,但是看我求学心切,老师破例收下了我。
朱明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每次拿作品给他看,他很少有点头称赞的时候,总是细心地指出每一处不足。当然,他同样以精益求精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从不为赶数量而粗制滥造,每一件作品都力求做到最好。
1963年,景德镇美术协会组织艺术家去娥湖写生,艺术瓷厂派出了欧阳光等前辈艺术家,建国瓷厂原本派出朱明老师做代表,可是他却把这样难得的机会让出来,推荐我去,让我多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朱明的形象逐渐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清晰,对待同事,他热情幽默,富有亲和力;对待朋友,他慷慨仗义,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待学生,他严厉而细心,最难能可贵的,对于素昧平生的年轻后辈,他同样不遗余力给予帮助和支持。
口述:彭荣新(首届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首届景德镇工艺美术大师)
1963年,我从陶瓷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为民瓷厂的美研室工作。第二年,市里组织了一次陶瓷创新展览,朱明、王隆夫等老一辈艺术家参与评审。当时我参选的作品主题是草原牧童:一望无际的草地上,牧童赶着牛羊,远处的天边一行大雁飞过。在展览的现场,这件作品被堆放在角落,并不起眼,没想到却引起了朱明老师的注意。他细细端详着这件作品,还喊来王隆夫、赵慧明等其他评审一起欣赏。朱明老师说:“这件作品内容简单却不失艺术性,有创新意识,还便于生产,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陶瓷工作者,朱明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激励,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1965年,北京举行全国工艺美术画展,景德镇陶瓷工业局组织本土艺术家去参观学习,去的人都是赵慧明、张松茂、王隆夫等陶瓷圈的“大腕”。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居然也出现在名单上。在周围人看来,像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后辈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后来在旅途中,和前辈们聊天时我才知道,之所以自己能赶上这么难能可贵的机会,是因为朱明老师的大力推荐。赵慧明老师告诉我,自从上次展览看过我的作品,朱明老师一直很关注我的动向,他希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空间。得知朱明老师对我的默默支持,那种激动、感恩的心情简直难以言喻。
非常遗憾的是,直到最后我都未能与朱明老师见面。
随着文革斗争的愈演愈烈,才华出众的朱明遭遇了人生的最低谷。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创作也被迫停止,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斗活动。朱明因此一度陷入绝望。
口述:游艺(原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艺术顾问)
那时候,朱明的许多画被批成“黑画”,他被关起来写检查,接受各种批判,身心备受折磨。作为多年的老友,我常常去探望他,陪他聊天。满腹才华、正当壮年的他,在创作的旺盛期遭遇这样意想不到的挫折,让原本乐观开朗的他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他说他总算理解所谓的“文字狱”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社会大概不需要艺术家了,他甚至告诉自己的儿子朱乐耕,以后千万不要再画画或写文章了,学木匠或学医,有一薄技在身,今后谋碗饭吃就行。
1978年,由于长年被被关押在不见阳光的阴冷房间里,朱明患上严重的肺病,最终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朱明走了,走得很寂寥,他的故事和艺术精神留了下来,通过他存世不多的作品继续焕发光彩。(王一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