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日，位于景德镇陶瓷历史博览区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挛窑开工仪式。这座我市仅存的一座镇窑，自1996年熄火以后，已有13年未如此热闹过。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国内多家媒体记者，纷纷赶往现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快看，余师傅上了电视。”开工仪式过后，余云山和余和柱这两位负责挛窑的“余师傅”，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名人”。可原本平静生活局面的改变，并没让“余师傅”们感到有什么不便之处。
《瓷器》记者 王勇 文/图
你们别关注我
 
8月22日下午，67岁的余云山蹲在自家的小院内，拿起矿泉水瓶为茉莉花浇水。按照预定计划，将于今年10月18日重燃窑火的镇窑，必须赶在9月份完成窑炉大修工程。而挑起修复这全世界唯一的300担规模柴窑重担的人，正是余云山和余和柱。
窝在家里浇花的余云山正在等，等修窑专用的窑砖。这种窑砖与日常使用的红砖有所不同，完全是手工制作而成，而且余云山等候的材料还是窑砖中规格特殊的“烟囱砖”。目前挛窑总工程量的80%已经完成，如果材料能及时到位的话，9月份完工并非难事。
“你们别关注我，应该去了解挛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烟囱砖”暂时供应不上，而暂时呆在家里休息的余云山，不断接到各家媒体记者打来的采访电话，他几乎都是用这么一句话回答。
不到修复现场观看挛窑师傅们的工作，就无法真正理解挛窑这个行业，这便是余云山拒绝在家接受采访的原因。
与坚持复工之后再接受采访的余云山相比，63岁的余和柱似乎也不太愿意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尽管如今的年轻人对于挛窑这个实质上已近乎消失的行业，充满着好奇与疑问，但对于14岁就学习挛窑技术的余和柱而言，挛窑并没有太多神秘色彩，它只不过是随着陶瓷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不得不被淘汰的一种生产工艺而已。
两位“余师傅”都属于很低调的采访对象，不啻于给记者出了道难题。但“余师傅”们还是接受了采访，那是因为他们都对“挛窑”这一行当充满了感情，并为它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尽管有时他们口头上会说那只是当年赖以谋生的工作，但言语中流露出的那种眷恋与追忆却无法掩饰。

那时“师傅”可吃香
 
通过余云山的讲述，可以大致了解当年景德镇挛窑业的情况。所谓的“挛窑”，就是修窑、建窑；而挛窑店是景德镇历史上专门修建窑炉的行帮组织，具有颇为强大的势力。
《景德镇陶录》中有这样一句话：结彻窑巢昔不可考，自元明以来，镇土著魏工其业。讲述的就是从元明时开始，景德镇的挛窑业便由浮梁魏姓人把持，别姓不得参加。后来由于魏姓人手不够，便请了些都昌人临时帮工。时间一长，都昌余姓人便掌握了魏姓人秘不外传的挛窑技艺，并开设了一家补窑店，替人修补窑炉和搪窑（即抹泥浆）。
据史料记载，后来一位都昌籍的冯姓窑户老板，请了位补窑店的余师傅为其挛起了景德镇首座柴窑。由于魏姓人开设的挛窑店只能孪槎窑，于是对于余姓人的加入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由此都昌余姓人正式由补窑转入挛窑。民国时期，挛窑行业便被都昌多宝花门楼和仁义村（后被并入多宝公社）的余姓人所垄断。
解放前夕，景德镇共有两家挛窑店，其中位于彭家上弄的那家有20位挛窑师傅，而设在龙缸弄的那家挛窑店也有18位挛窑师傅。均从都昌多宝公社走出来的余云山与余和柱，来到景德镇时已是解放后的事，可那时挛窑师傅的地位依然高高在上。
1958年，余云山离开多宝公社的老家，追随父兄长辈学习挛窑技术。
余云山称旧社会时，如果哪家窑户老板聘请非余姓人氏挛窑，那镇上所有的余姓挛窑店便会集体罢工，跑到官府那进行申诉，并派人阻止对方施工。非余姓人也没有机会学习挛窑技术，否则一旦被人发现，便很有可能“挨刀子”。
事实上为了保持余姓人在挛窑业中的垄断地位，行会对于挛窑师傅的要求更加严格，要求他们必须遵守“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的行规。万一行会中出现私带异姓徒弟的“叛徒”，这名挛窑师傅所在的村庄，便会将其五花大绑，在田地边挖上一个大坑，然后将“叛徒”推进坑内，并用生石灰将其活埋。
“那时挛窑的规矩可多了。”余云山笑着说，当年挛窑现场绝对禁止女性的出现，一是由于挛窑师傅劳动量大，为了尽快散热而常赤身裸体地工作，万一被女人看见了难免尴尬；其次是认为女性会给窑炉带来不好的运气，因此必须避免让娘们胡乱触碰窑炉。哪怕是挛窑师傅的妻子为其送饭，也得在作坊大门外停步大声呼喊，得到丈夫的同意后方可进入。
解放后的景德镇，各种陈风陋习都得到了改善，但挛窑业依然是余姓人“哇得算”。上世纪50年代，瓷业管理部门的领导曾强制性安排两位“异姓人”，跟随余姓挛窑师傅学徒，其中新建籍学徒尚未出师，便调入我市一家国营机械企业工作；而另一位祁门籍的学徒则顺利出师，直到前几年才因病逝世。
从家乡来到景德镇的余云山，跟随四位祖父辈、三位兄长学习挛窑技术。出生于景德镇的余和柱，其从事红店业的父亲也是都昌多宝人，读过4年书的他，与余云山同一年拜师学艺；他之所以没有子承父业，是由于“挛窑”远比当红店佬吃香，而余和柱的师傅，均为他不出五服的“叔叔”、“哥哥”。
余和柱回忆到，他刚当学徒那会，挛窑为陶瓷行业中最好的工种之一，挛窑师傅更是瓷业工人中的“上把椅子”。当时在各大国营瓷厂工作的普通工人，每月的收入仅30至40元，而挛窑师傅每月的收入却高达120元。

时过境迁话今昔
 
根据“余师傅”们的叙述，挛窑行业比较特殊，“精怪人”（指脑子灵活、喜欢斤斤计较的人）和“公子爷”都做不下来：前者做事总怕自己吃了亏，为此脏活累活不愿干，导致挛窑基本功不扎实，终究一事无成；而后者身体比较羸弱，难以适应劳动强度极大的挛窑工作。
一块窑砖重3至4斤，一名挛窑工每天至少要砌3000块砖；漫天飞雪的三九天，为了干活方便，挛窑工必须身穿单衣；如果天气实在冷得够戗，双手实在难以抵御刺骨的严寒，挛窑工便往往将手先放进盛满开水的盆里泡一下，然后再趁着热气未消之时再把手伸入泥浆桶取窑泥。同时由于挛窑技术分为脚蓬、顶棚、靠壁、烟囱、满口这五大部分，每个部门又分为许多道小工序，每道工序都有独特的技术规范与施工要求，为此曾有学徒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勉强掌握了挛窑技术。
余云山与余和柱是学徒中的佼佼者，他们均只花了三年左右的工夫，便能将所有挛窑技术“拿下”。
这两位“余师傅”进入挛窑业时，镇上所有的挛窑师傅被市政府统一组织成立了“国营窑炉建筑工程处”。1984年，该工程处经批准更名为“国营景德镇市窑炉建筑安装公司”，它也是国内成立最早的窑炉施工安装专业公司。
必须澄清的一点是，不少人认为柴窑在景德镇消失之后，余云山与余和柱便处于失业状态，事实上他们均为市窑炉建筑安装公司的带编职工。出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工作效率等需要，景德镇取缔柴窑之后，曾先后尝试建设圆窑、各类隧道窑作为替代品，直至如今普遍使用的梭式窑。
余云山育有二女一子，他42岁的儿子余祖兴也是市窑炉建筑安装公司职工，目前也跟着父亲学习传统挛窑技术；而余和柱2名儿子中的老大，尽管身为市窑炉建筑安装公司职工，但目前却没有打算接触挛窑技术，反而对陶瓷釉上彩的创作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
余和柱没事时便会到昌南大道散散步，偶尔也会将放在家中作为陈设瓷的那件“三阳开泰”取下来，好好地把玩一番。
“上世纪70年代，我和同事余云山进行了最后一次挛窑，地点便是在建国瓷厂内。”余和柱记得那次去了8名挛窑师傅，其中包括他与余云山在内的4人，得到了建国瓷厂送来的“三阳开泰”色釉瓷瓶。而将这色泽艳丽的瓷瓶送到余和柱手上的人，正是如今被称为“最后的把桩师傅”的胡家旺。
由于柴窑烧制的“三阳开泰”成品率不高，因此显得十分珍贵，且不说如今它的身价被收藏家们炒得翻了数倍，就算在柴窑尚未取缔的当年，建国瓷厂内部的职工，要买到一件“三阳开泰”，也必须经过厂长签字同意方可购买。
“上了电视”的这两位“余师傅”，并没有成为大明星的感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自豪理由，那就是为景德镇传统陶瓷技术的传承尽了一点绵薄之力，为发展我市的旅游事业也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只要能找到愿意学挛窑技术的人，我们愿意打破传统，将技术倾囊相授。”余云山和余和柱在接受采访时，都曾说过这么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