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了亭独家授权专辑] 周国桢有一个小康之家,童年没有受过冻饿之苦。其父亲周万龙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还有一双勤劳的手,但是个软柿子。何兆秀却是硬菱角,别看她身材细长,缠一双小脚,但她干活干净利索,说话有斤有两。她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父亲曾由县宫点过主,是一个有脸有面的人家。她从小聪明伶俐,在七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三;而论才干,她数第一。那年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没她上学的份,但她不服这口气,死死缠住上过中学的哥哥教她认了很多字,文字使她知书达理,书理使她敢说敢为。抗战胜利那年,周万龙备料做新屋,在较远的关王乡花钱判了一山林木,可是择日去砍伐时,卖主突然变了卦,不但不让砍,还连定金也拖着不还。老实巴交的周万龙,几经交涉,草鞋跑破了好几双,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讨回。何兆秀不信这个邪,她先托一位绅士前去说好说歹,不成,就移动三寸金莲,带着十来岁的长子周国祥,一摇一摆地上了路。村里的好事者冷笑:“就凭她母子”。第二天,她一摇一摆地回来了。周万龙问:“定金?”何兆秀不慌不忙地往后一指,只见一辆独轮车推来了一只大肥猪!
从此,人们对她刮目相看,都说周万龙家是“公鸡不啼母鸡啼”。这个评语,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何兆秀在周家的地位。诸如买田卖地、收账还钱、请客送礼等家庭大事,在周万龙家,常常是何兆秀一锤定音的。在孩子们的读书问题上也一样。周万龙主张:攒得到钱就读,攒不到钱就不读。何兆秀认为:读书没商量。攒得到钱固然要读,攒不到钱卖田卖地也要读。婆婆不同意卖田卖地,警告说:“卖田卖地,将来子孙要讨米!”丈夫、婆婆的话也在理,但最后还是何兆秀说了算。那时候,读书的费用相当高昂,读小学,每人俸谷上十石:读中学,则每人每年大米几十石。但是,即使付出很多,周万龙夫妇也愿承受。他俩男耕女织,缩食节衣。除了过节和莳田,平日皆不食肉,常常是早晚喝稀,中午吃干,并以蔬菜当饭。棉花不仅自种,而且自纺,自织,自染,白缝,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老大传给老二,老二又传给老三和老四。全家人没有一双套鞋,雨天雪地穿竹筒,出门则穿自制的油鞋。他们就这样苦苦支撑,入不敷出就借高利贷,春借谷一担,秋还一担半。挨到后来,真的就卖田卖地了,到解放前夕,祖上留下来的三十几亩田地已被卖得只剩下十五、六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点,周万龙夫妇深深懂得。但是,他们从自己的血泪经验中同样懂得:文化,也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土地和文化,有时候是不能兼得的,他们就果断地作出明智的选择:付出一部份土地,为了获得文化——从周国桢兄弟这一代开始。
父母的这些忧虑与操劳,是不愿向子女透露的。于是,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周国桢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要说他有忧,那就是:有一次他把捡来的爆竹放在衣袋里,冷不防竟在衣袋里响了,把他吓了一大跳,他担忧: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第二次?要说他有愁,那就是:他把小小的八哥抓来,剪去一截舌头,据说将来就会说话:!可他精心喂养了半年多,仍是不能说话,他发愁了:为什么不说话呢?要说懂幸运,那就是:他家有一头无敌的黄牛牯,毛色鲜亮,腿脚滚圆,犄角粗壮,骑在它的背上,多威风呵!如此而已。了了亭·李申盛/编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