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
    “文革”十年期间，正是周国桢一生中的黄金年龄段，他却先是被打入“另册”，后来又被下放到离市区60公里远的浮梁县江村乡。那一年他35岁，在乡村似乎永无尽头的长夜里，周国桢因为远离喧嚣的“运动”而感到轻松，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逍遥派”，除了“双抢”要帮生产队里于活外，平时十分悠闲，浑身是劲的周国桢买了一套木匠工具，上山伐木、锯成板，然后动手打家具。因为款式新，他成了当地有点名气的木匠。三年后回到城里时，他从乡下带回了一套全新的家具。如果那个时代还在延续，世界上将少了一个一流的艺术家而多了一个平凡的木
匠。   
    刚刚历经劫难的周国桢一直认为，“人是复杂而可十自的”，他因此有了反思，自己以前的创作不过是在火焰艺木中注入了民间艺术的新鲜词汇，而传统艺术中还有“文人艺术”更值得借鉴，用含蓄的手法同样可以表现深刻的社会内容。
    周国桢转而沉迷于以动物为主题的雕塑。在创作这类作品时，他一反景德镇白瓷加彩的装饰手法，开始了颜色釉的研究。周国桢至今都收藏着一块题为《红绸舞》的画盘，这是他涉足颜色釉的第一件作品，用白色的釉料在一块祭红盘子上堆塑了一个舞蹈演员，手中挥舞的长绸如雾如纱，栩栩如生。
    由此，周国桢迎来了个人创作的“唯美时期”。这一时期长达21年，这期间，他从部陶研所调往学术氛围勤口自由的陶瓷学院，从而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颜色釉色泽鲜艳、光泽度好，但性能复杂稳定性差，温度极难掌握，因而干百年来只是装饰在高度概括、对称、抽象的器皿造型上，通过器形来表现釉色之美。而周国桢的研究是如何使雕塑形体全面施釉，在保证主题突出的前题又能显示釉色的天成之美。
    这也使得周国桢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简练、夸张为主，既利于充分发挥高温颜色釉窑变的纹理效果，又借助于动物的形态含蓄的展示社会的情态。在这个时期，周国桢在颜色釉运用方面已经达到了得心应手、取舍自如的地步。造型多夸张变形，含而不露，作品留有广阔的联想空间，因而非常耐看。这一时期代表作有《天亮了》。《独立》，《西班牙舞》、《母子羊》等。
    周国桢在工艺上的突破为景德镇的陶瓷雕塑装饰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颜色釉在他手里成了有感情有生命的艺术语言，其艺术成就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艺术家。
落叶归根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刚50岁出头的周国桢已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陶艺家，连李嘉诚也向他发出去南方某高校执教的邀请。
    但此时的周国桢却被遥远的没唐艺术所吸引和打动。1982年和1983年，周国桢连续两年带毕业班的学生去陕西兴平的霍去病墓和西安的兵马俑参观。
    霍去病墓前的那些动物石雕给了周国桢巨大的震撼，他在讲述这段经历时用了“难以想象”这个词，这些古代的工匠在两千年前就懂得了对立统—的法则，似与不似的艺术处理，令人感到格外的朴素、大方。
  似乎与周国桢的艺术感悟遥棺呼应，一次偶然的停电又将他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有一次，因为突然停电，一个装饰了两层釉准备烧成《金钱豹》的豹烧成了雪豹，既无光泽，又略显粗砺，而且釉还不规则的开裂，按照以前的审美习惯，这是一件烧废的次品，但周国桢却从中发现了另一种审美：朴素美、残缺美。周国桢以前所未有的胆识，一反过去过于注重颜色釉装饰的效果，而开始着力追求内在生命的塑造，采用朴素无华的泥土甚至粗糙的匣钵料，来体现出一种深厚、纯真与原始的美。他的近作《牛脾气》就是用匣钵土信手捏成，通体都带着手捏的痕迹和煤火熏烧的色素。
    这一时期的作品被称为“古风时期”，这也是他对“唯美时期”创作的一次自我叛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落叶归根》、《黄河》、《雪豹》，其手感泥味已入化境。
羚羊
  羚羊是草原上不停奔跑的动物，谁落在最后谁就会变成虎的口中之物，这样的自然法则也给了周国桢同样的启示。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革，周国桢仍然在寻找现代陶艺的表现语言。他想起了曾在民间见过仿缸的盘条成型法和打泥板卷筒成型法，
    周国桢很，陕将这两种方法用于创作实践．并从中发现了符合现代审美的四大特点：一是造型时自然形成空间，便于原作烧成。二是一笔成形下笔无悔。三是充分发挥泥的柔软性及手感效果。四是浑然成，意到笔不到。他这一时期创作手法和风格一直延续至今，被称之为“新表现时期”，代表作有《斑马》、《犀牛》、《犹猪》、《羚羊》等。有评论家称这些作品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又是民间的又是民族的，使人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力之美，进入一种新的更高境界。
    旅居海外的李健先生是周国桢的研究生，这位具有国际视野的陶艺家这样评价他的导师：艺术家总是带着苦画在依恋“过去”和摆脱“过去”的双向矛盾中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将关系到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和艺术家本人在艺术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个选择过程，正传统的中国艺术中称为“变法”。所谓“变法”就是艺术家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否定选择；只有经过一次次痛苦的选择，艺术家本人才能够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局限。我想，周国桢深知这种摆脱“固有”而进行新选择的重要性，因此他整个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出现否定自己的过程。每一次否定过程使得周国桢的作品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
    这或许也是周国桢留给世界陶瓷艺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