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了亭独家授权专辑] 周国桢有一个小康之家，童年没有受过冻饿之苦。其父亲周万龙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还有一双勤劳的手，但是个软柿子。何兆秀却是硬菱角，别看她身材细长，缠一双小脚，但她干活干净利索，说话有斤有两。她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父亲曾由县宫点过主，是一个有脸有面的人家。她从小聪明伶俐，在七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三；而论才干，她数第一。那年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没她上学的份，但她不服这口气，死死缠住上过中学的哥哥教她认了很多字，文字使她知书达理，书理使她敢说敢为。抗战胜利那年，周万龙备料做新屋，在较远的关王乡花钱判了一山林木，可是择日去砍伐时，卖主突然变了卦，不但不让砍，还连定金也拖着不还。老实巴交的周万龙，几经交涉，草鞋跑破了好几双，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讨回。何兆秀不信这个邪，她先托一位绅士前去说好说歹，不成，就移动三寸金莲，带着十来岁的长子周国祥，一摇一摆地上了路。村里的好事者冷笑：“就凭她母子”。第二天，她一摇一摆地回来了。周万龙问：“定金?”何兆秀不慌不忙地往后一指，只见一辆独轮车推来了一只大肥猪!
    从此，人们对她刮目相看，都说周万龙家是“公鸡不啼母鸡啼”。这个评语，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何兆秀在周家的地位。诸如买田卖地、收账还钱、请客送礼等家庭大事，在周万龙家，常常是何兆秀一锤定音的。在孩子们的读书问题上也一样。周万龙主张：攒得到钱就读，攒不到钱就不读。何兆秀认为：读书没商量。攒得到钱固然要读，攒不到钱卖田卖地也要读。婆婆不同意卖田卖地，警告说：“卖田卖地，将来子孙要讨米!”丈夫、婆婆的话也在理，但最后还是何兆秀说了算。那时候，读书的费用相当高昂，读小学，每人俸谷上十石：读中学，则每人每年大米几十石。但是，即使付出很多，周万龙夫妇也愿承受。他俩男耕女织，缩食节衣。除了过节和莳田，平日皆不食肉，常常是早晚喝稀，中午吃干，并以蔬菜当饭。棉花不仅自种，而且自纺，自织，自染，白缝，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老大传给老二，老二又传给老三和老四。全家人没有一双套鞋，雨天雪地穿竹筒，出门则穿自制的油鞋。他们就这样苦苦支撑，入不敷出就借高利贷，春借谷一担，秋还一担半。挨到后来，真的就卖田卖地了，到解放前夕，祖上留下来的三十几亩田地已被卖得只剩下十五、六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点，周万龙夫妇深深懂得。但是，他们从自己的血泪经验中同样懂得：文化，也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土地和文化，有时候是不能兼得的，他们就果断地作出明智的选择：付出一部份土地，为了获得文化——从周国桢兄弟这一代开始。
    父母的这些忧虑与操劳，是不愿向子女透露的。于是，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周国桢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要说他有忧，那就是：有一次他把捡来的爆竹放在衣袋里，冷不防竟在衣袋里响了，把他吓了一大跳，他担忧：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第二次?要说他有愁，那就是：他把小小的八哥抓来，剪去一截舌头，据说将来就会说话：!可他精心喂养了半年多，仍是不能说话，他发愁了：为什么不说话呢?要说懂幸运，那就是：他家有一头无敌的黄牛牯，毛色鲜亮，腿脚滚圆，犄角粗壮，骑在它的背上，多威风呵!如此而已。了了亭·李申盛/编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