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仿哥窑釉纹片碗）。

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参见：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参看：明隆庆青花花蝶纹盘底款）。

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参看：明正德青釉划花缠枝花卉纹碗）。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参看：清雍正仿官釉桃式洗、

青灰仿汝釉贯耳四方尊、

仿钧“新紫”釉匜式尊、

清乾隆青花八吉祥纹双耳扁瓶）。

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清乾隆时并有“大清乾隆仿古”专款（参看：清乾隆粉彩鸡缸杯底款、

仿朱漆釉菊瓣盘）。

这样的仿作只能称作“仿品”而非赝品，其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清末明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