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中的吉祥图案与传统文化

红地珐琅彩“花开福贵”牡丹纹碗（清康熙年间）。

黄地矾红“五福捧寿”盘（清嘉庆年间）。

紫砂“早立子”果形壶（清朝）。

青花“连升三级”八卦纹帽架（清乾隆年间）。

吉祥就是歌颂之意。根据多项物体的象征来组织图案的叫吉祥图案。景德镇陶瓷装饰纹样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不论是日用瓷陈设瓷还是艺术瓷，都有大量反映祥瑞吉庆，美意延年的内容。它发端于东汉时期，明清之即达到登峰造极之势，且历享盛誉，流芳千载。笔者认为，饰有吉祥图案的陶瓷之所以为人们亲睐，与我们民族妁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拟从民族信仰，民族心理，汉语表意诸方面来探讨陶瓷吉祥图案的产生和发展。
吉祥图案的产生与人们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远古时期，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常常会遇到一些自然力的阻挠，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人们便认为控制人类的力量是来自于外在的世界，只有依赖它，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为了获得平安、顺利、便产生了一种祈求的思维观念，表现在口头上有祭歌、祝辞及有关神话传说，表现在心理上，则是不按因果关系，主体与客体不分的模糊混乱的神秘感和恐怖感。人们把不能预测的吉凶祸福依托于一种冥想中的超人力量，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神，寄托于超越此世间的精神欢乐。于是，人们在制造器皿时就饰以具有象征祥瑞寓意的纹样，以表达敬意，寄托祈福的愿望。如果说，早在六千多年前半坡彩陶上出现的鱼纹、鹿纹、蛙纹，还是人们最初勾画出的对大自然理解的情绪符号以及对大自然膜拜的朦胧意识的话，那么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时期，瓷器出现时的蝶形纹样，云气纹样，和普遍盛行的用鱼纹装饰的器物，就是人们对大自然有意识的歌颂之辞了。
图腾信仰是古代大自然信仰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氏族标志的信仰形式。在原始人的信仰中，一般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一个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某种动物的亲缘关系。我国的那些著名的原始部落首领几乎都是某一动物的化身，或本来就是某种动物。象龙风图案，就凝聚了中华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对自然理解的心态。
众所周知，龙和风都是想象性的动物、龙是蛇类爬虫图腾的综合体。神话中的龙被总结为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九的“九似”动物．传说舜命鲧治洪水，不成，鲧死后化为黄龙，就是禹。夏是禹的后代，所以龙又变为夏的图腾．东汉许慎在《说文》中生动地描述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不仅具有变幻莫测的神异色彩，还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古代传说中的凤凰，据说形状象鸡，长着五色羽毛，饮食自然，自歌自舞，只要他一出现在世间，天下就会太平无事，生长在乱世的孔子就曾有“风鸟不至”的感叹。它是一种生长在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在四海之外的名贵之鸟。据说，尊贵的黄帝曾经问他的臣子天老凤凰是什么样子，天老告诉黄帝说，凤凰“前半段象鸿雁，后半段象麒麟，蛇的颈子，鱼的尾巴，龙的文彩，乌龟的背脊，燕子的下巴，鸡的嘴’①等等描述了一大通，把飞禽、走兽、爬虫、游鱼各种动物的特征都集中起来，荟萃在凤凰身上，凤于是成了非常神秘又神通广大的动物。这些通过想象和传说媒介逐渐赋予龙凤图案的神秘而吉祥的内涵，具有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综合想象，是人们最初对自然的理解和对祖先崇拜心理的积淀。中华各民族都将龙凤图案看着祥瑞的象征，古代的陶瓷精品中就有风头龙柄壶、双龙耳瓶、龙纹盘、凤纹瓶、凤首瓶等，所谓龙凤呈祥之说，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相延袭、承传，已经在人们精神上形成某些支配作用，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概念，以致于人们看到这种图案的陶瓷，就自然而然地理解、接受并喜爱。我们民族喜欢以飞禽走兽来装饰生活，这恰是“中国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②心态的具体体现。
陶瓷吉祥图案具有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痕迹。中国文化的结构具有以儒、佛、道三家为主框架的稳定模式，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对中华民族素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是讲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人们赋予花、虫、鸟、兽以吉祥的寓意，正表现了人和自然的沟通以及对自然的认识。，在儒家强调“修身’作为冶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自觉性较高，忧患意识较强。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图案，不论是供观赏还是供使用，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的自我情操的表达和人生观的象征。儒家重视礼乐教化的思想，使中国人在追求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又善于从普通生活中发掘高雅的审美情趣，努力使世俗生活带上文化的意义，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买得彩纹杯盏去，从今茶饭有精神’，这是丰子恺先生参观景德镇瓷器后的感慨，是陶瓷图案中所表现的礼赞与向往通过丰先生的情思往返而产生的快意，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与心灵撞击的火花。日常生活器具一但寄寓了精神内涵，就具有了崇高的意蕴。
儒家学派中，孔已创立了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陶瓷中以“五翎”谐‘五论”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图案，就象征着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论理关系。儒家以父系血统为继嗣的人伦要求，使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和创造生命的自豪感世世代代流摄人心。中国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子嗣为承传的多子多福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这种朴素愿望，陶瓷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有由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多福、多寿“三多”图案，有金红色的鲤鱼上生一白胖娃娃的“望子成龙”图案，还有“麒麟送子”、“子孙满堂”等祈福的祥瑞图案。
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易经》，原是用来占卜和决定行动的，因为《易经》本身就包含吉凶祸福可以趋避的主动性，而不只是命定的预言，故陶瓷上用八卦符号作为吉祥图案。《易经》认为，阳象征太阳(白天)、男性、具有运动、生长、活力、刚强等性质或功能。图案表现为三只羊望着太阳的“三阳开泰”，即表达了人们希望阴去阳来、崇尚光明的意愿。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相补充的，儒、道、佛三家也常常合流。以渔、椎、耕、读为题材的陶瓷吉祥图案，就表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在儒、佛、道三家中徘徊，而归于山林隐逸这一特点，道家强调想象、体悟与吉祥图案的象征寓意也不无关系。道教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使追求长生成了普遍的人生目标，于是有“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算吉语字样。传说吃蝙蝠肉还可以成仙，蝙蝠图案成了吉祥的象征，元代的“八仙过海”、“八仙捧寿’和清代的暗八仙，即张果老——渔鼓；韩湘子——笛子；铁拐李——葫芦；曹国舅——云板；吕洞宾——宝剑、拂尘；何仙姑——荷花；汉钟离一一芭蕉扇；蓝采和——花蓝。这些以忠、孝、顺、仁、信面目出现的道教神仙化身，都作为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出现在陶瓷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传，这对吉祥图案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受佛手中拿的吉祥草的启示吧，陶瓷中也产生了轮回永生的图案，即现在的波浪纹连续图案，莲花本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北朝时就已经盛行以莲花纹为陶瓷装饰。在莲花图案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的“宝相花”，其名称与佛坐象名称——宝相相同。“宝相花”的珠点也与佛珠相仿．“八宝”也称”八吉祥”，原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物，到后来，“八吉祥”已成为瓷器图案中极为普遍的题材，并不仅仅限于佛教供器所用。它们分别表示，法螺一—宣传佛教妙言；法轮一代表轮回永生；宝伞——曲度众生，白盖(华盖)——曲度众生，莲花——清静：宝瓶——功德圆满，金鱼——活泼，盘肠——万劫不买。这种由佛教直接派生的吉祥寓意，符合我们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永生的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都要人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要求人修身养性，追求至善至美，然后达到幸福的永恒。因些常常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他们笼络人心，消弥，人民反抗情绪的工具。历朝历代或独尊儒术，或三教并立，上以其风化下，渗透着传统文化思想的吉祥图案也被统治阶级用来表现荣华富贵，天下太平。因牡丹素有百花之王的称号，又象征着富贵繁荣，唐代的武则天和清代的慈禧都酷爱此花，于是便有龙凤牡丹，凤穿牡丹图案，展现在陶瓷上的牡丹纹样有的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有的两枝相互环抱；有的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姿态各异，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明清时期，几乎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乾隆皇帝提倡佛教，他在各地广建庙宇，所谓的“八宝”乾隆时已在景德镇制作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为歌颂升平，牡丹花和其它各种花朵组合成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图案，以百花呈瑞的寓意成了乾隆朝粉彩花卉的主要题材。雍正皇帝曾直接支配景德镇的一些官窑瓷器的造型和图案画面，极力提倡为他的统治歌功颂德的图案，如“长治久安，，(九只鹤鹑和长树的谐音)，“玉堂富贵’等．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一些反映封建意识的图案，诸如“马上封侯”、“五子登科”、“官上加官”也盛行起来．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饰有吉祥纹样的陶瓷已成为习惯化了的，并能默默地为人们所接受的艺术语言，成了可以和我们对语的精神同构。艺术是心理及思维的形态投影，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家是吉祥图案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奠基。
三
吉祥图案是以象征和寓意来实现其价值的，中国语言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多意性，丰富了吉祥图案的表现力。
汉字是语言表达的工具，是由图象衍化而来的表意符号，具有明确而又直接的表意性。元代和明代的民间陶瓷上，往往用汉字直接写上“福”、“寿’、“富贵”、大吉”、“春”、“正”、“金玉满堂”等吉祥字，通过汉字以形象直接表意的特点来表达意愿。如“福”字，甲骨文从字形观察，表现出在春光之下，草木茂盛的景象。“寿”字，金文上半部象一个老人头上有长发，本义即长寿，寿形茶壶就是靠字体本身采造型表意的。由于这些字本身就具有向往的感情色彩，以字造型或盲意，就能神情必有．
中国语言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利用语义和语音的条件，使语言具有双重意义。这种谐音的运用，如果要探本朔源的话，我想与古文中通假字的运用是不无关系的，而在我国民歌当中却一直利用这种谐声的隐语来表达情感．如，以“莲”双关爱怜的“怜’，以“丝”双关相思的“思”：以布匹的“匹”双关匹偶的“匹”；以天晴的“晴”双关爱情的“情”等，这样的巧妙用语，非常符合中国人表情达意的委婉含蓄特点，故吉祥图案中又有以纹样名称的同音字来隐喻吉祥涵意，用谐音来表达寓意的画面。如，蝙蝠——福，金鱼——金玉，梅——眉，桂－－贵，藕－－偶，鹿——禄，羊——祥，鲶鱼－－年年有余，狮——师：菊——足，柏－－百，杏——幸，橙——程，天竹——天祝，绶带——寿．
中国语言的可塑性相当大，它往往能通过比兴及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变化无穷．汉代儒家在解释诗经时就认为诗有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比是一物比一物；意思较明显，兴是用一物来引起情思“婉而成章”。比兴手法用在陶瓷吉祥图案的寓意上也和诗歌一样，借物托情，有显有隐．一些植物或动物被依附于能体现吉祥意味的概念上，根据其潜在性与形态，以物比兴，以形传神，通过联想，达到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如蜘蛛——喜从天降；喜鹊——喜庆：游鱼——富足有余，菊花——经寒耐霜；鸳鸯——成
双，白头翁——白头到老：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桃子——寿比南山；松鹤——松龄鹤寿、松鹤延年，梅花——五福(五瓣象征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燕子——友谊，狗——忠，羊——孝，马－－义，鹿——仁：狮——太师少保：象——万象更新，灯笼——生意兴隆，风筝——五谷丰登等等，从鸟兽虫鱼到林木花草，甚至四时水果，都发掘出了吉祥寓意，由于民间流传和历史积淀，自然界的动、植物已经和人的思想、感情、性格、行动、生命联结在一起，自然物被赋予“拟人化”的性格，表现了自然拘人化，
吉祥纹样的陶瓷不论是以文字直接而显豁地表义，还是以图案隐晦曲折地表情，只要是处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都能物尽其择，达到情景交融，含蓄隽永的艺术效果。然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潜在的传统意识外，其本身发展的内趋力，也能起到相互相成的作用．由民族心理积淀的一种象征物在不断地运用过程中，又不断地增加新内涵，陶瓷的实用性、多样性，促成了吉祥内容的广泛性。在组合象征寓意时，不仅是同一器物画面配套，还能在不同造型的器物上配套，如纸、笔、墨、砚；囊萤、映雪，负薪，挂角．还能用规格、画种完全相同的组合成一个整体，叫配堂，如玉兰、海棠、迎春、牡丹、桂花－－玉堂春富贵等。通过相互搭配，开拓了陶瓷器具的画面，语汇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
四
传统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范畴，吉祥图案的设计创造要沿着民族传统这条路踏上新的里程。
吉祥图案是经过一代代承传，创新的产物，它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与人民大众的普遍情感紧密相联，作为传统心理的载体，表现了民族心态，体现了时代特色。现代创作的民族图案，实际上巳加入传统行列，任何新的图案对将来来说就是旧的。传统是一条不断注入清泉的历史长河，‘具有由过去出发，穿过现在并指向未来的变动性，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传统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变化，它的原生文明因素由于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次生文明因素，永无止境地产生着新的组合，渗透和裂变’。⑧我们不能
躺在古代文化遗产上吃祖宗的饭，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了，必须创造新的与时代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我们要扬弃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要在纵的继承传统文化和横的借鉴，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中求得创新和发展。
表现传统意识的吉祥图案只是陶瓷艺术中之一斑，但窥此一斑就足见整个陶瓷的产生：发展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样立足于传统，使吉祥图案寄寓更深意义的吉祥底蕴，产生不断揭示新的形态的可能性，怎样既能使人们从陶瓷作品中意味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满足与自豪，同时又渗入现代文化与审美意识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动，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课题。
陶瓷艺术在融入现代意识的同时又能表现人类整体共同化的情感形式，是陶瓷发展的突破口．素有瓷国之代表的瓷都景德镇早就是一个“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④的开放性十八省码头，云集了技艺高超的陶瓷艺术人才，有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能力，定能创造出与当代人，乃至与世界人民沟通的陶瓷艺术语言，创造出具有时代个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陶瓷吉祥图案．
注，
①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第143页．
②宗白华《美学散步，第59页．
⑧叶朗(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9引自复印报刊资料《美学)]988年第12期．
④沈嘉微(窑民行，引自(景德镇市志略，第261页。 (本文编辑，余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