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阐述宋代的社会因素对建窑珍品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同时通过对建窑珍品斑纹形成特征的描述来揭示建窑珍品具有质感美的内在必然性。
    [关键词]：  建窑珍品，  油滴，  兔毫，  审美内涵
    建窑是我国著名的古窑之一，在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是宋代著名的黑釉瓷产地之一。当时宋代的武夷山区出产的武夷岩茶已名满天下，特别是所产“北苑茶”更是进贡朝廷的名茶，由于上层社会崇尚饮茶，斗茶之风，因而除了提供必需的优质茶叶之外，还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斗茶所用的器具。武夷山下的建阳水吉镇出产的一种釉黑茶碗，俗称“建盏”，成了当时社会上至至尊、下及士大夫们都认可的斗茶所需的最佳器具，当时的文人墨客就有大量的诗文盛赞建窑瓷器。苏东坡的“道入绕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僧惠洪的“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蔡襄的“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等等。诗句中描绘的“兔毫”、“鹧鸪”等名字便是建窑瓷器中的建盏珍品“兔毫盏”和“鹧鸪斑盏”。
    宋代饮茶、斗茶风气盛行，宋人对茶钟情，择器更是苛刻，当时斗茶所用的茶盏是通体施黑釉的“建盏”，而在当时“钧、汝、官，哥、定”等名窑名品辈出的时代，却唯独选中“建盏”瓷器作为斗茶用具，并得到珍视和推崇，  自有它在审美需求上的多种原因。
    “斗茶”是在宋代流行的一种晶饮方式，它把一种加工好的半发酵茶饼先碾成细末，人盏后注入少量沸水把茶末调成浓稠的膏状，然后用初沸的水点注，再不断用“茶筅”击拂，茶汤表面即泛起一层洁白的蟹眼状汤花，黑色的“建盏”瓷器承载着雪白的汤花会显得更加的洁白、明淅，就象杨万里诗中描写的“鹧鸪碗面云萦宇，兔褐瓯心雪作泓”，黑釉茶盏与雪白汤色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富有诗意的境界。所谓斗茶，一是观汤色，要求汤花色泽洁白：二是要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汤花散退后，盏的内沿就会出现水的痕迹，“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宋‘祝穆《方舆胜览》)乳白色的茶汤花符着在黑釉“建盏”上，如果汤花退下，能清晰地辩认水痕，评定胜负。这也就更显示出“建盏”在斗茶过程中使用功能上的优越性了。从茶盏本身的黑釉色泽和雪白茶汤色形成的对比美这个角度出发，它不单在使用功能上符合斗茶的需要，更给“斗茶”者以感观上的审美满足。
    斗茶风尚在宋代是风靡全国的风雅之事，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斗茶为乐事，宋代的“四活四艺”插花、挂画、点茶、燃香被列为自小应具备的生活修养，点茶即斗茶。因此斗茶、赏茶器是宋代士大夫们注重的艺术修养之一。据史料记载北宋皇帝徽宗，极力倡导“斗茶”的雅趣，亲自著有《大观茶论》以倡导品饮之道，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也记载了徽宗皇帝在延福宫以茶宴请大臣，并亲自烹点，赏赐群臣的情形。由于徽宗皇帝精于斗茶，以至于上行下效，文人雅士都以斗茶，晶茗、赏茶器为雅事。正由于宋代饮茶、斗茶风尚的推波助澜，对茶具的选择也就更加重视，也就更加注重器物的审美需求了。为了避免黑色釉质的单调，极力追求瓷的釉色肌理与质感对比，这也就大大推动了“建盏”瓷器在烧成工艺上的精研和发展。
    建盏珍品大致可分为兔毫，鹧鸪斑和毫变三种类型。兔毫为黑色的釉层中透出的一丝丝细密如兔毫一样的有着金属光泽的肌理，细细的流丝细长绵密状如兔毫而得名，通常有“银兔毫”“金兔毫”“紫兔毫”之分。鹧鸪斑也称油滴天目、曜变天目。即在黑色的釉面上有着结晶状的圆点，大小不一，有的似泛出的点点油滴；有的似鹧鸪鸟身上的点点白色斑纹；有的似满天繁星。或白或褐、或泛着金属光泽。毫变是以釉色变化多端而著称，呈条形或斑状的均匀散布，在黑釉底上泛出或黄、或褐红的结晶斑，色彩绚丽且变化万千。据科学鉴定分析，这些建盏名晶的色釉肌理形成是在高温烧成过程中，釉层中产生的气泡将其中富含的铁质带到了釉层的表面，当温度升到1 300度以上时，悬浮在釉层表面的铁质越来越多，当温度开始降至1 000度时，则从中析出富铁的小晶体，形成了鹧鸪斑或油滴。如果在油滴形成的过程中又突然升温又降温冷却，则会使形成油滴中的铁的结晶溶解，又立即受到快速冷却的影响时，会使铁的结晶周围形成薄膜而成为曜变。又如果在油滴形成的后期温度提高较多，则油滴结晶会散开并且开始流动，富含铁质的部分则会流成兔毫纹。如果温度过高或冷却过快，会使釉流淌过快，而成为纯黑釉，而无法呈现肌理质感的釉面。建盏的烧成工艺与烧成气氛是微妙而复杂的，更体现了古代窑工的高超技艺与智慧。工艺操作难度之大，就如《方舆胜览》记载：“然毫色异者，士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万中选一的建窑珍品由于其釉色肌理的自然天成、含蓄内敛的本质，和工艺上的珍稀，受到士大夫们的推崇，  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宋代崇尚理学，这是一种儒家的哲学思想，它重视人的内省功夫，把平凡、寻常的东西放到某种哲学范畴中去解释，使人重新去沉思，去认识，从中发现其蕴含的哲理，从而达到内心的超脱与净化。士大夫们的斗茶，籍由斗茶之趣，以茶盏为道具，品清茶、赏美器、供清谈，在种种的闲情逸致中，不只追求怡情、娱乐，更是注重内涵，因而宋人从择器的精益求精，也体现出了宋人的审美好尚。
    “建盏”珍品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和当时社会士大夫们的审美时尚紧密相联的，在宋代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思想支配下，人们的美学观点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崇尚自然则是当时审美的最高目标。就是摒弃矫揉造作、装饰雕琢，回归宇宙本体的和谐与自然，追求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并把这一切提高到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这种审美意识表现在建筑上，则出现了以白墙黑瓦为主体的艺术形式，槛枋栋梁不设颜色，只求本色；表现在绘画上则是寄情于山水花鸟的自然情态，求平淡天然之美；在服饰上，则主张简朴，不求过分奢华，尤其妇女服饰“惟务洁净，不可异众”。而这种理学思潮折射到瓷器艺术风格上，便形成了宋瓷对内在品质的刻意追求上。如建窑油滴、兔毫这种自然流淌的油滴纹、兔毫纹在瓷器上的再现，鹧鸪斑纹对鹧鸪鸟纹的意象再现，是制瓷匠师得到自然现象的某种意蕴，经过集体智慧外化而成。建盏通过窑变产生的油滴、兔毫等自然肌理，已脱胎于普通浮薄浅露的器具，釉色的丰富含蓄与内敛，不同于一览无余的单色黑釉。釉色含蓄的结晶釉斑，让黑瓷的质感展露无余，这种追求内在意蕴的艺术风格，在建窑珍品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建窑茶盏的釉色美感也符合刘勰“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的自然美准则。士大夫们在品饮的过程，从顺应自然的美器中悟出哲理，摆脱了人事羁縻，从而获得心灵的释放，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审美目标。
    建盏黑釉瓷简素、质朴，没有人为的装饰；造型浑厚古朴，如倒着的斗笠，线条明朗简洁；口沿簿，而腹底部及底足敦厚；底足较小，圈足露出富含铁质的泥胎的本色，与润泽厚重的釉色形成质感肌理的对比，整个器物可以用浑厚古朴四字来形容。这种简素、古朴之美的品格与生俱来与禅意的境界有着一种默契。据史书记载，宋代建阳不单盛产名茶，又出产“建盏”瓷，而自南唐始建州便是佛教圣地，三步一寺，五步一刹，僧人们植茶、制茶、饮茶，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后来宋代的饮茶风尚及“建盏”瓷器的推广使用。直至宋代，  日本许多禅僧留学中国，主要在横跨浙、皖、赣三区的天日山脚下的径山寺等众多禅寺修行学佛，归国时同时也将这些禅寺中所使用的茶碗也带回了日本。由于当时是从天日山带出去的，在日本称为天目茶碗。实际上天日茶碗中产于福建建阳的建窑黑釉瓷是占着显著比重，从而在日本得到珍视，视同瑰宝。在宋代，以理学为主导思想的同时，禅宗思想的兴起，它让士大夫们找到了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幻想和生活态度。禅，意为坐禅、静虑，提倡“心即是佛，无欲无求，解脱自我，无所矫饰，浑然天成”的境界思想，它与传统儒家理学注重内心修养，净化自己的思想，及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对自然的态度有相近之处，禅主张“顿悟”它给被礼教束缚着的苦闷的士大夫们指出一条寻求解除苦恼的办法，因此禅学在宋代也得到士大夫们的推崇。茶与禅也找到了默契、相通处。所谓“茶禅一味”说的是茶味之中包含着禅理，而禅的境界与精神实质又充满着茶味。“建盏”珍品注重器物造型的同时，也注重其使用价值。手工拉坯的形制，舒展自然、朴实无华，毫无造作之态。坯胎含铁较多，而质地厚重，黑色的釉色朴素玄妙，整个器物敦厚而富有安定感，呈现出一派天真、淡泊、洒脱而又浑厚的特色。黑釉的单纯与窑变的纷繁形成对比，这种视觉上的美感也体现出禅宗以素简为美的精神。“建盏”瓷器也由于“禅茶一味”的思想渗透，也愈发显得灵性十足，而意境深幽了，充满“禅”的意境的“建盏”陶瓷珍品，也更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空灵感。能用这样的美器来晶饮、斗茶，  自然士大夫们内心也能得到一种顿悟与超脱了。
    建窑瓷器的魅力在于其烧造出的窑变效果超越了黑釉的平凡，它拚弃了黑釉在视觉上的单调、贫乏与沉重感，而蜕变得神妙而又深邃。当面对漆黑茶盏看到含蓄、玄妙变化无穷的色斑肌理，总会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并籍由在品饮的过程中，人与瓷的交流，“禅茶一味”式的哲理思索，人的心境也变得平和、而又浪漫。现在当我们感叹“建窑”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之外，也倾心于他们通过细致、纯熟的制作工艺，将流畅、素简的造型和精光内蕴的釉色斑纹，匠心独具地和谐地揉合在一起，让古代的宋人如此地爱茶如痴，爱器如狂，毕竟宋代的建窑瓷器无庸置疑已是古代黑釉瓷制造的一个巅峰，让后人也赞叹和追慕，至今不止。更美妙的是在晶茗过程中，人与瓷的交流演绎成人的心境和意绪的变化，这才是生活艺术美学的主题。
参  考  文  献
[1)陈显求，陈士萍等．宋代建盏的科学研究，中国陶瓷，1983．1
[2]陈显求，黄瑞福等．建阳兔毫盏仿制品的结构本质(上)，1982
年“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会议论文
[3]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