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故宫_陶瓷之宝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___
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清康熙,高20.8cm,口径6.1cm,足径9.1cm。 瓶直口,长颈,垂腹,圈足外撇。足外墙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穿孔,可穿系绳带。在容器上系带是对无梁、无系、无扳手的器物进行提拿的传统方法,拆卸容易而又非常实用,也可以使器物在摆放位置上固定,不致被损坏。明高廉《遵生八笺》中记载:“故官哥古瓶,下有二方眼者,为穿皮条,缚于几足,不令失损。”
该器通体施红釉,因釉质在高温烧造时垂流而使口部显露出白色胎体,底部红釉凝聚,釉色浓重。外底施白釉并镌刻乾隆御制诗:“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尽翻嗤画是空。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祜德尤崇。乾隆乙未仲春月御题。”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郎窑红瓷器的喜爱和推崇。
郎窑红,即郎窑烧制的铜红釉瓷器。
郎窑是清代的官窑之一,即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监烧的御窑。
郎窑的产品除郎窑红外,还有郎窑绿,郎窑兰釉及描金、郎窑青花、五彩等。而郎窑的最大成就是恢复了明中期失传的铜红釉烧造技术,成功地烧成著名的郎窑红。
以铜原料作为着色剂,早在汉代的铅绿釉陶器上就使用过,铅绿釉就是铜在低温氧化焰中的呈色。高温铜红最早出现在唐代的长沙窑,另在唐长沙窑和宋代均窑中还作纹饰使用过。真正烧成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始于元代的景德镇窑,釉色为暗红色。它为后世铜红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明早期的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窑才真正烧成通体鲜红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到明代中期这种烧造技术就失传了。直到2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朝,在郎窑中才又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瓷器。
郎窑红是铜红釉中较鲜艳的一种,其釉面光洁透亮,有玻璃质感,开纹片并有牛毛纹,釉色深浅不一。色深者红艳,有“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特征,其釉色莹澈浓艳,仿佛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光彩夺目。色浓者泛黑,色浅者粉红,色淡者暗褐。
郎窑红器里釉有米黄色、微青色、白色三种,均开有纹片。
郎窑红器足底釉有米汤色,苹果青色,均显露红色的斑晕,偶然也有红釉底和白釉底。
郎窑红器有单层釉和双层釉两种。双层釉是没有“脱口”现象的,单层釉者其口沿釉在高温中往往下垂流,使口沿显露胎骨之色,一般呈白色、米黄色、浅红色或淡青色,形成了“脱口”。由于釉逐渐垂流,使器物上半部釉色浅淡,下半部釉色深艳,形成了“垂釉”。但因为制作工艺精湛和掌握好火候,使郎窑红器垂釉一般均不过足,称之“郎不流”。统称“脱口、垂釉、郎不流”,这是郎窑红器的鉴定要点。但是“郎不流”也不尽然,根据耿宝昌先生的调查统计,约有15%是流釉过足而稍加修整的,但与后世窑变釉的斩足现象又有程度不同的区别。
郎窑红釉器,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康熙朝的时代特征。一是胎骨洁白细密而坚硬,足底露胎处有火石红;二是口沿涂有粉质的粉白釉或浆白釉,且多有破泡;三是修足有平切式、平切棱角略圆式、滚圆式或为里收外斜削的二层台式;四是器身红釉与足除露胎处有一条白色线;五是器型独特如观音樽、油鎚瓶,笠式碗等都是康熙时极为流行的造型;六是大多数无款,偶有青花“福”、“寿”、“大清年制”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是一种很活跃的元素,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铜的呈色是不一样的。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由于古代窑火、窑温等控制并不是很精密,常常会出现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则铜则会呈层次不同的青绿色,郎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传世的郎窑器有所谓的“郎窑绿”或称“绿郎窑”,又有一种器里釉为红色而器外呈浅绿色的称为“反郎窑”,这些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郎窑红器的变异类。“郎窑绿”器的特点与郎窑红器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用相同的原则加以鉴定,而“反郎窑”器则多为水盂等小型器,数量极其稀少。
由于康熙郎窑红釉瓷器的珍贵,物罕而价昂,因此后世仿造者比较多,有些仿得很高超,几乎可以乱真。但仿品是无法摆脱它的时代特征的,与真品是不同的。通常“郎窑红”仿品多为民国时仿制,也有采用雍正时的仿哥釉器再加绿釉或干脆加彩来仿康熙各色郎窑器的。其仿品一是釉面多出现白色星点;二是上半部釉色与下半部釉色反差较大,不协调;三是胎质较松不甚密;四是分量过轻或过重;五是器型没有康熙时的典雅端庄;六是口沿和圈足的工艺不一样。只要细心观察对照,仿品和真品还是可以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