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陶瓷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柴窑曾有那“雨过天青”的冰山一角，  自宋至今在陶瓷研究的艰难探索的历程中，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由于柴窑存世量少，传世品类中很难见到，偶有发现，研究者也只能见到“一鳞半爪”，宋代就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古往今来，爱瓷者对柴窑瓷器梦寐以求，  厚爱有加，  如有碎片得之那真是赏心悦目，  如获珍宝，将其镶为护心镜、墨床、盔头为玩好之物。更由于柴窑的窑址至今未被发现，  笼罩在“柴窑”头上的雾水重重，  即使是“露重飞难进”，也难以阻挡人们对其艰难的探索与梦想。为识“柴窑”的庐山真面目，研究中留下了“多少行人泪”。
    一、宋代人追寻“柴窑”的历程
    据文献记载“柴窑”是唐五代周世宗柴荣在位(公元954一一959)时烧制的瓷器。当时柴宗的部下请示烧造什么样颜色的瓷器，柴世宗批示“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这句话是确定烧造柴窑瓷器颜色的主要依据和自古至今判断柴窑瓷器的主要标准，也是确定“柴窑”烧造年代的主要依据。在宋代最早把“柴窑”确定为“雨过天青”的人是欧阳修。他在《归田集》中说：  “柴氏窑色如天，  声如馨，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  以金饰为器。”并强调说“谁见柴窑色，  雨过天青时。  ”欧阳修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第，仁宗嘉祜二年(公元1057年)做知员举(主考官)，  累官至枢密副使(枢密院是掌管全国军事的机构)，参知政事(副宰相)。其三代都由皇帝“赐爵受封”。欧阳修多才多艺，  散文、诗、词等文学成就很高，弹琴技艺娴熟(见欧阳修(送扬真序》)，他退休后赋闲在家，研究瓷器，可以说欧阳修是宋代研究瓷器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二、明代人追寻“柴窑”的历程
    a月初曹昭著《格古要论》，  该书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 388年)，全书分上、中、下卷1 3论，  下卷“古窑论”专门叙述明以前各大名窑。但是《格古要论》未发现明初刊刻本，现存最早刻本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 598年)拘夷门广牍本。  明天顺三年(公元14 59年)王佑增订，  名为《新增格古要论》。  《格古要论》论古瓷物、铜器、字画、墨迹、碑帖、古砚、窑器、珍奇、漆器、锦绣、异木、异石等。  (格古要论》说：  “柴窑，  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  ”曹昭认为柴窑出自北地，其特点是“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这种认识因为没有实物证明，未免有些臆断，但这种表述对后世研究柴窑瓷器有许多启发和引导。而生活于明万历年间的张应文著(清秘藏》则开物证之先河。  《清秘藏》主要论古器物、绘画、丝绣、铜器、瓷器、印章、手工艺品等。书成后由其儿子张丑为之序。  (清秘藏》中说“论窑器，  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此必亲见，  故论之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张应文大概是最早的“瓷片族”，他认为对柴窑瓷器的特点要有亲自见到实物才能把握其“如是其真”，他亲见一片柴窑“残片”，颜色和光亮都符合柴窑器的特点，但没有“薄如纸”的特点。这是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三、清代人追寻“柴窑”的历程
    清代人研究柴窑，也是沿着论述和实证两条道路追寻“柴窑”的。清人高士奇(公元1645年一一1 704年)在《宋均窑瓶歌注》中说：  “近人得柴窑碎片，  皆以装饰玩具，盖难得而可贵也。  ”王士祯号渔详(公元1643年一一1 711年)，著《香祖笔记》十二卷，他说：  “贵人得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与?”他把“碧”色瓷看作柴窑器。清宫中柴窑器更是追捧的主要对象，  乾隆皇帝(公元1 736年一一1820年)有(咏柴窑如意瓷枕》：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  昔火积薪成。  ”桑引之等编著的(说陶》一书记载程村《柴窑考证》记云：  “故言瓷，  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谚云，柴窑片瓦值干金，极言其难得可贵也。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  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  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沙泥为坯，足露黄土，滋润细媚，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也。”这些论述基本上是曹昭的(格古要论》和黄一正的《事物绀珠》论述的翻板。清人朱琰著《陶说》详尽地说明陶瓷制造的源流和事物制度，  旁征博引，  并以“按语”来阐述自己独到的看法，全书六卷。  《陶说》云：  “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  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  雨过天青云破处，  者般颜色做将来。  ”按语指出“后周都汴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现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  柴窑当即在其都内。  ”特别是《南窑笔记》中记载除讲柴窑四大特点之外，重要的观点之一也就是把柴窑烧造的地址认定在河南省之内，与汝窑相联系。
   四、近代人追寻“柴窑”的历程
    1963年，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的瓷器》说：  “柴窑之成为问题，  首先是因为烧造地点可疑。  以往文献说是在河南郑州，  可是至今没有在这里发现烧造遗址。其次是名称，  以统治者之姓冠于窑，在．陶瓷文献记载中，  在实际称呼中都乏前例，且柴世宗在位五年，干戈扰攘之际，  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  ”作者对文献中的“越窑说”及“钧窑说”都以予以否定，认为“越窑烧造雨过天青之说，其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  “钧窑与柴窑极易相混”，  “这都是清人以伪为真，说不足据”。作者赞成“汝窑说”，  认为“后来北方汝窑天青正是继承雨过天青，  可说是渊源有自，  说汝窑天青是仿自于越窑秘色，  究竟有一些距离。  ”  “以传世汝窑器型看来，  时代倒有可能较早，  因为部分还是唐式，惟胎质却与越器少共同处。  ”朱裕平先生与上述“汝窑说”相背，  支持“越窑说”，他在《中国陶瓷鉴定与欣赏》一书中说：  “柴窑应产于北地，  明人曹仲明更具体提出在郑州。  由于窑址至今未找到，这说法在陶瓷界很少有人接受。中国和日本的陶瓷界认为景德镇生产的‘影青瓷’就是传说中的柴窑瓷。但五代时景德镇的影青瓷还刚生产，不可能烧出如此高水平的器物。五代的越窑精瓷称为秘色瓷，其色翠，  誉为青瓷中绝品。古人的青色歧义很多，从器物特征，历史条件等多重因素考虑，柴窑是越窑的产品较能为人们接受。”
    与朱裕平先生“越窑说”相背的是广州赵自强先生。赵自强支持柴窑就是景德镇的“影青瓷”，他在《柴窑与湖田窑》一书中说：  “笔者认为明初成书的《格古要论》所指窑产地是北地说的‘北地河南郑州’在这里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找出实物来印证文献中所说的柴窑瓷器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如果说‘北地’  ，就是江西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  ”  “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即景德镇就是非常合情理了。”赵自强先生用107幅影青瓷的图版以说明柴窑的四大特征，可谓收藏之博，功夫之深，论据之充分。
    五、我对柴窑的认识：
    第五、柴窑的颇色应是欧阳修所说的“天青色”。景德镇窑烧造瓷器在唐代也已经很有名气，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在昌南镇设置“博易务”  (一云监务所)收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褚绥为新平司务时，洪州督府奉诏献陵祭器。唐元和八年(公元81 3年)饶州刺史元崔造瓷贡御，请大文学家柳宗元代写《进瓷器状》。对景德镇所烧造的可进贡的青瓷，  欧阳修不可能不闻不知，但他对此没有产生美感和兴趣。唯有“柴窑”而独钟。说柴窑不是景德镇“影青瓷”，而是“天青色”瓷器确实存在，按“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断，  “柴窑”的确存在。我有三件“天青色”瓶，其中二件小瓶高7cm，直径6cm，  口径1。7cm，足径3．5cm，·底露香灰胎，釉面铮亮光滑，有开片。其中一件高14．1cm，直径9．5cm，  口径4．6cd，底径5cm，涩底无釉，通体开片，色青如天，足土口铜。可以用欧阳修标准“谁知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概括。．
    第二、柴窑器的烧造地点应该是汝州窑。桑引之编著的《说陶》载《南窑笔记》称：  “如造于汝州，  瓷值千金。”因为柴窑天青色是以“玻璃、玛瑙，诸石烧造结一处，  因令作釉。  ”就矿物学特征而言，玛瑙的基本成分是二氧化硅，由硅酸胶体凝聚而成，  属于玉髓状石英的‘个变种，含有少量的蛋石及微品石英，硬度为7。半透明，玻璃光泽，坚硬致密，细腻光清。所以高温烧结后很少气泡。在汝州出产玛瑙，符合“玛瑙为釉”的需要，  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中说：  “玛瑙是一种Si02的隐品矿物，作为配釉原料性质同石英相似。汝窑的釉绝大多数呈‘天青釉’  ，似‘雨过天青云破处’  的色泽”。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中国的瓷器》认为“北方汝窑天青正是继承雨过天青，可说是渊源有自”。肯定了汝窑与柴窑渊源甚多。
    第三、  “冶自柴周遂号柴”的合理性。欧阳修首先提出“柴窑”的名称，他也不是凭空捏造这样一个名称来，  为什么欧阳修提不出汝窑的名称呢?因为汝窑创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一一1085年)，是欧阳修死后六年的事。唐五代时期(公元951年)后汉邺都留守郭威代后汉称帝，国号周，  史称后周。都汴(今河南开封)。辖今河南、湖北、山东、陕西、甘肃、安徽、河北部分地区。郭威传位于柴后的侄子柴荣，此即周世宗。  《中国的瓷器》一书中说：  “以统治者之姓冠于窑，  在陶瓷文献记载中，  在实际称呼中都乏前例”，  在陶瓷历史制瓷史中，  一般都以地名冠于窑名，但也有以姓冠于窑名的，  如宋代龙泉窑也称“章窑”，相传为章生二所主之窑；  如明代景德镇有烧瓷高手窑工周丹泉，他善仿古瓷“每一名品出，  四方竞重购之。  ”因此人称“周公窑”；如康熙时督造官郎廷极在景德镇烧造“其明如镜，其润如玉，其赤如血”的铜红釉瓷则称之为“郎窑”。如乾隆时九江关监督唐英管景德镇窑务则称之为“唐窑”；如督理淮安板闸关兼景德镇窑务的年希尧，  由于督陶时瓷器品质较高而称之为“年窑”；  再说“景德镇窑”这个名称，众所周知是宋真宗赵恒于景德年间(公元1 004一一1007提)年将“景德”年号赐给昌南镇，  以嘉昌南镇烧瓷之功绩。可以这样认为，  柴世宗在位时并没有为自己的姓冠之于窑名，是后世觉得其瓷器质优良，  “天青”色泽美丽，确有诸窑之冠的声誉，  五代时这种瓷器也很有名气，  同时也引起后周统治者一一柴荣的美感和兴趣，  因此就有柴世宗批状“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的说法。也就有欧阳修的“柴氏窑色如天，声如馨”的反映。
    由于“柴窑”的标准难以确认，  也由于“柴窑”的窑址没有找到，故在陶瓷研究中留下疑案、悬案，遗留着不少未知的角落，为此也吸引着诸多“柴窑”爱好者不断地探索、实证，  如汝窑最后确认于宝丰清凉寺窑址，  如南宋官窑最后确认于“杭之凤凰山下”老虎洞窑址。这其中有多少探索者的足迹，倾注了陶瓷界仁人智士的心血和汗水。如《中国的瓷器》中指出的那样“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柴窑的真相，是可以大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