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 1850 年以前，浮梁西乡大洲村的农民就己经发现，周围的山土中含有高岭土。由于穷困落后，地处偏僻，交通阻塞，没人把它当成一回事。 1851---1857 年间（太平天国时期），突然从湖广地区来了 1000 多名工人，在大洲开采瓷土。他们连续工作了三代人之久。由于他们强横霸道，欺压乡民，调戏妇女，浮梁县知事谢某，为了安定地方，带领了部分士兵前来维护治安、惩办凶手。不料一到大洲，竟被势力强大的湖广人包围，并把谢知事关押起来，还用重金贿赂上级衙门，将谢知事加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这件事轰动了全县，更激怒了大洲附近的村民，他们邀集了几百人联名向上级控告。由于事情闹得太大，上面才派了大批兵丁前来，把湖广人中的罪魁祸首抓了起来，其余全部遣散回籍，不得逗留。为了防止今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还在大洲村的下首黄坛街建立了一所约 300 平方米的“官厅”（即二府衙门），由浮梁县衙派员长驻，以保地方治安。这间官厅，到解放后依然存在，因为年久失修，“文革”期间才拆除无存。

    湖广工人遣散以后，约 1888 年 ----1910 年，安徽青阳县约五、六百名工人继之而来。他们选定板坑坞的矿山，大约干了 20 多年，至清帝退位，才撤回了原籍。民国成立以后，大洲的瓷土全由当地人开采。其资金来源，则由景德镇各窑户老板投资。他们物色了当地人承包，如黎培衣、李金伯和程利顺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包工头。民国 23 年（ 1934 年），当地人倪运秋带着三个儿子和黎培衣等人合伙，向景德镇的赖淮清（后任浮梁县商会会长）提出承包，合同订定：从开采到制成瓷土砖，都得印上该牌号的名称，以防假冒。后来，由于物价高涨，每万块砖也涨到了 100 元。那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大抓壮丁，包工头即雇用外地躺壮丁的来做工，由于老板的名气大，当地保甲长也无可奈何。躺壮丁的只求吃饱，工资不计，从而给了包工头有利可图之机。

    抗日战争时期，星子县一度沦陷，致使瓷土的开采停顿，当时有五、六百名瓷土工人来此谋生。他们选定了大洲屋后、打石坞和包横档等山地为基地，并取名为“陶兴堂”牌号。直到抗日战争以后，星子工人才撤回原籍复工。嗣后，本地工人刘月春承包了一个矿，也由景德镇窑户投资。他雇用了十多个工人小规模地生产。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泊釉堂”的牌号，由当地人詹有生承包，雇用了 30 多名工人。与此同时，景德镇有个叫彭雅乐的，他带领了彭家子侄和亲友们数十人（不收当地工人），前来大洲独家开采，以彩岭包、打石坞和大洲屋后等地为矿基，仍用“陶兴堂”的牌号经营。

    解放后，部分基地仍在继续生产。 1953 年，由于实行统销统购，粮、油的来源受到限制，私人采矿业全部停顿，由景德镇瓷土厂接收开采。 1958 年，整个矿区收为国有，正式成立“国营大洲瓷土矿”。

    大洲矿的瓷土，不是成块的矿石，而是混杂在白色砂土中的细粒，必须经过冲洗过程才能提炼出来。正因为如此，它不需要水碓的粉碎加工。起初，采取打洞采土法。为了防止塌方事故的发生，每隔一尺六寸的距离就搭一个木架，随进随搭。洞的深度，由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尽管小心留意，但还是经常发生土崩压死人的事故。严重时，压死一、二十人。原因是，矿山全由砂土构成，只是表面盖了一层黄土。由于打洞采土很不安全，后来就改用露天采矿法。先把表面的黄土层挖掉，再从上而下的掘采，把白色的细砂土，一担担的挑到早已砌好的水沟中，利用山泉流水，冲洗而下。

    水沟用杂石砌成，宽约八寸，深约一尺五寸，长达一、二里之遥。末端建有草棚，棚内建有上下相连的两口宽约三、四尺，长约丈余的水塘，水塘的出口，均有闸门，工人们用木棒在塘中搅拌，使砂土中的瓷土溶化，浮于水面，直往下流，通过闸门从上塘放入下塘，促使泥浆沉淀，泼去上面的清水，剩下的便是白色土浆。再用木棒在土浆上挨次捶打，使土浆中的水分上浮浆面，开闸放出，下面的便是软土块，堆放在草棚中。最后用木匣印成每块约三到四斤的瓷土砖，挨次码好，晾干、等待船运。各山头所出产的瓷土质量各有不同。其中以包横档、粉岭包等处的较好，石砂下属于中矿，大洲屋后较差，打石坞更差。土质好的，轻而泡，性稍硬，是做瓷器骨子的好原料。每塘的细砂土中，只能提炼出 3000 多块，细砂土中的瓷土含量只占 20% 至 50% 。

    【杂记】：每个工人，一天要冲洗细砂土 360 担（每担 150 斤）左右，每天工资仅五角钱上下。超过此数者另加工资，不足者照减。工头给工人们吃的是“九二”米（即 100 斤谷要出 92 斤糙米），豆豉炒辣椒，干巴巴的很难难下咽。只是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四天加餐，每天半斤猪肉、两块豆干、外加二两酒，名叫“做神福”。另外，每年每人发草帽一顶、宽幅布围巾一条、布鞋一双。但布鞋只能发给在矿区过年的人 ( 多为单身汉 ) 。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挣 200 多元，劳力稍差的只有 100 来元收入。（浮梁县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