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 三

朝廷在镇设置御窑。明朝统治者为满足奢侈的需要，于明洪武二年(一说是洪武二十五年)在景德镇的珠山之麓建置了御窑厂。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公元1426—1435年)间增至58座。明中、后期最多时达80座。据王宗 沐《江西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后为轩(穿堂一)、为寝(后堂三)。寝后高阜为亭(扁曰 兀然，今改为纪绩)。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东南有门(三)，堂之左为官署(大门三、厅堂三、东西廊房六)，堂之前为仪门(三)、为鼓楼(三)、为东西大库房(各六、内外库八)、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间、小泥房七间)、曰酒盅作(房三间)、曰碟作(房八间、小泥房四间)、口盘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盅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印作(房十间、小泥房四间)、曰锥龙作(房一间)、曰画作(房一间)、曰写字作(房一间)、曰色作(房七间)、曰匣作(房三十三间)、曰泥水作(房一间)、曰大木作(房五间)、曰小木作(房五间)、曰船木作(房二间)、曰铁作(房四间)、曰竹作(房二间)、曰漆作(房三间)、曰索作(房—间)、曰桶作(房一间)、曰染作(房一间)、曰东雅作(四十六乘)、曰西破作(一十六乘)……厂之西为宫馆，东为九江道，为窑(六)：曰风火窑、曰色窑、曰大小黄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座)。厂内神祠三(曰帝、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 祠一(曰师主)。井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锥龙作)。为厂二(曰船柴厂，屋十间；曰火柴厂，屋九间)。放柴房(八十七)……”。这段文字较具体地记述了明代中期御窑厂的宏大规模。御窑厂工匠夫役共分三类：第一类属官匠(匠籍)性质，约有四百名左右，分别编 入以上六种窑座和二十三种作坊中服役。这类人员为御窑厂生产技术的骨干力量。第二类属编役性质，分上工夫和砂土夫两种，前者共有367名，后者共有190名。第三类属雇役性质，主要是绘画艺人和烧龙缸的大匠”、敲青匠、弹花匠、裱褙匠等，这类人员为数不多。御窑厂的生产计划，平时由工部营缮所下达，这类计划称作“部限瓷器”。有时因御用需要，则临时增加生产计划，这类计划称作“钦限瓷器”。其时每件瓷器的烧造费平均为白银一两左右，嘉靖间每年烧造瓷器十万件以上，每年花去的白银高达十万两左右。瓷器烧成后，分水、陆两路运往京城。

生产作坊更为先进。据文献记载，明代景德镇已出现制瓷大作坊。这种大作坊，就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制瓷作坊的前身。关于这种作坊的布局与构造，笔者将在民国时期的瓷业中详述。

制瓷工艺继续精进。据《天工开物》载：“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其工艺之精细，由此可见一斑。陶瓷考古成果也表明，明代手工制瓷的分工和操作方法也较前有所改进。例如：施釉方面，开始采用了荡釉、蘸釉、浇釉、吹釉等方法；成形方面，开始采用了“二次印坯”、“二次利坯”的方法。

青花装饰水平有所提高。首先是官窑的青花装饰有明显进步。洪武时，因受战争影响，进口青料的供应曾一度中断，这时官窑绘画青花只能使用国产青料，因此所烧造出的青花一般偏于暗黑，其时的青花图案已改变了元代层次多、花纹满的风格而趋于多留空白地。永乐、宣德官窑所产的青花瓷，瓷质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各异，纹饰优美，被称为我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这时官窑绘画青花所用的青料，大都为郑和出航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此料含锰量低，含铁量较高。含锰量低，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能烧成象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而含铁量高，又往往会使青花上面出现黑色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共存于纹饰上面，煞是好看，被视为难以模仿的成功之作。成化官窑早期绘画青花仍采用苏麻离青，后因此种青料货源断绝，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当年绘画青花多采用乐平县产的 陂塘青，此料虽含铁量较少，但由于经过精细的加工，故在适当的温度中仍烧成了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色，从而形成了成化青花的典型风格，青花纹饰更趋轻松潇洒。弘治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成化的大体相似。正德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浓中带灰；瓷器胎骨厚重，釉色闪青；器型趋于多样化，大型器物增多。嘉靖官窑烧造的青花瓷，青花呈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凝重、鲜艳之色泽；分水技汝已成熟；青花料的配备比较恰当。 隆庆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嘉靖基本相似。万历早期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纹饰与嘉靖、隆庆大致相同，但中后期青花的色泽不及嘉靖、险庆那样浓艳。花次是民栅的青花装饰水平有很大提高。明前期，民窑烧造的宵花瓷，色泽大都比官窑的灰些：纹饰多为菊花、牡丹、 孔雀、折枝莲、莲池水禽之类，基本不见龙纹，这与明早期“严禁逾制”的规定有直接关系。明中期，不少民窑产的青花瓷基本接近官窑的水平。但从总体上看，其时民窑青花瓷的色泽仍基本偏灰。明后期，省些民窑所产的青花瓷不仅胎、釉与官窑的产品同样精细，而且在纹饰上亦冲破了官方的有关规定，已开始绘画各种形态的龙、凤了。明末期，民窑烧造的青花瓷，虽色泽不如嘉靖、万历官窑及民窑所产青花那么鲜艳，但在装饰题材方面却完全突破了 万历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烧出了大批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青花作品。

釉里红装饰继续进步。明代烧造的釉里红瓷器，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超过了元代，传世作品主要有梅瓶、玉壶春瓶、墩子式大碗、盖罐、瓷盘等。其时尤其以宣德御厂生产的釉里红瓷最为成功，其色婉如色泽鲜艳的红宝石。

烧成了玲珑瓷及青花玲珑瓷。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成化时，景德镇又在碧绿透亮的玲珑周围配以青翠幽雅的青花装饰，造出了十分精细的青花玲珑瓷。从近年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的成化地层中采集到的玲 珑残器来看，“不仅其玲珑眼大如黄豆，而且极平整，若用手抚摸，很难找到玲珑眼的部位，用眼观察，亦难发现其与一般青花瓷的相异之处，但若对光——照，透明的玲珑便跃然眼前。其技艺之高超，足以令人咋舌，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要造出这般绝纱的青花玲珑瓷器亦非易事”。当然，由于玲珑瓷制作难度大，在当时还只能少量制作，仅能令供宫廷御用，民间人士断难得见。

釉下彩绘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成化时创出了“斗彩”装饰。其装饰方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画出花、鸟等图案之半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用彩料在瓷面补绘图案之另半体。这种“斗彩”装饰，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为绚丽，更为活泼。斗彩装饰以成化时的最为著名，其瓷胎细腻洁白，釉层莹润如脂，色彩鲜艳明快。二是创出了“填彩”装饰技法。其方 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出纹饰之轮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将彩料充填于青花轮廓之中。三是创出了青花五彩。嘉靖时，景德镇又在斗彩、填彩的基础上创出了以釉上彩为主、青花为辅的青花五彩装饰。四是正德时创出了红地金彩装饰。

颜色釉装饰取得显著成就。高温颜色釉方面，永乐时御窑厂成功地烧出了“鲜红釉”，亦称“祭红”。这种色釉，釉厚如脂，光莹鲜艳，享有“永乐之宝”美誉。宣德时烧出了“宝石红釉”，其胎细腻坚致，釉汁晶莹红润。永乐时御窑厂在学习、借鉴宋龙泉粉青釉造法的基础上，创出了一种“翠青釉”，釉色酷似刚吐绿叶的新篁，娇翠细嫩，晶莹光润。宣德时在学习、借鉴宋代汝窑造法的基础上，烧出了尤为精美的天青釉。成化时模仿宋代哥窑之制法，造出了足以乱真的仿哥器。低温颜色釉方面，弘治时，黄釉烧制得特别好，可以说冠绝一时。明中期以后，陆续创出了“烧黄釉三彩”和“素三彩”等装饰。正德时，烧出了釉薄而艳丽的“孔雀绿”，亦称珐翠釉。其时人们常将此釉与珐黄、珐紫等釉配合使用，这种综合性装饰，称为“珐花三彩”。嘉靖时，又创出了色似瓜皮的“瓜皮绿”、通体布有细小纹片的“鱼子绿”及矾红釉。

湖田窑遗址

雕塑水平继续提高。一是制作瓷雕已普遍采用模范印坯成型，使器物的规格更为统一。二是将青花、素三彩、珐花加彩以及豆青、 霁青、窑变等色釉广泛装饰于各类瓷雕上，使瓷雕的色彩更为丰富。三是制作水平大为提高，尤其是各类佛像制得最好。
烧出了气势雄伟的大龙缸。大龙缸，即形制巨大的瓷缸，因其通身饰以青花五爪龙纹，故名。它属封建帝王专用之物。早在洪武时，景德镇御窑厂就烧成了这种大龙缸，此后各朝均有烧造。到 宣德时，镇内烧造龙缸的专窑已增至32座。明代所烧的龙缸，最大的口径为7l厘米，高为70厘米，厚约10厘米。大龙缸为古代景德镇瓷工的一项惊人创造。

出现了薄如付纸的薄胎瓷。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云：“脱胎器薄，起于永窑。永窑尚厚，今俗呼半脱胎。另有如竹纸薄者一式，俗以真脱胎别之。此种真脱胎起自成窑即隆 万时之民窑。”

创出了一批新器型。洪武时，创出了瓜楞形大益罐、墩子式大碗、双耳象耳瓶、釉里红神座等。永乐时，创出了带系罐、医疗用青花漏斗、扁壶、轴头罐、折沿盆、压手杯、鸡心式碗等。宣德时，创出了石榴尊、三足竹节筒炉、托壶式灯、贯耳瓶、天球瓶、凸盖瓣茶壶、风流龙柄执壶、各种乌食罐、菱口式洗、花盆、十棱碗、高足碗、卧足碗等。正统时，创出了景泰、天顺、大盖罐、 戟耳瓶、筒形香炉等。成化时创出了鸡缸杯、天字坛、宝珠坛、马蹄杯等。弘治时创出了诸葛碗(孔明碗)等。正德时，创出了香筒、绣墩(凉墩)、多层奁盒等。嘉靖时，创出了活环耳瓶、上圆下方葫芦瓶、四方壶、六方壶、四方罐、方斗杯、形制多样的盒(有长方、四方、四方折角、六方、八方、串令式等)、五供具、十棱洗、三象头香炉、大龙缸、大型盘等。隆庆时，创出了鱼缸、菱花式洗、银锭式盒等。万历时，创出了壁瓶、蟋蟀罐、五龙山形笔搁、笔洗、笔管、笔插、颜色碟、小印盒、折沿花形盆、莲花洗、菱口洗、多格粱盒、镂空盒、镂空瓶等。天启、崇祯时，创出了胎体轻薄的小杯、筒瓶、折沿碗、罗汉式香炉等。

烧瓷窑炉有所改进。明末，人们为了适应瓷器产量增多和瓷业分工变细的新形势，遂对原有的葫芦窑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窑体，取消了原来的束腰部分，出现了蛋形窑的雏形。

装烧工艺有新发展。第一，匣壁普遍比元代的薄。这种薄壁匣钵，具有四个优点：(一)可以减轻装坯、装窑的劳动强度。(二)可以节省耐火材料。(三)可以提高热能利用率。(四)可以延长匣钵使用寿命。据史书记载，这类匣钵一般可以使用10次左右。第二，仰烧的方法更为先进。明宣德前后，陶工们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瓷器产品的更高要求，在装烧上等瓷器时，采用了一种比元代更为先进的方法—先将沙渣置于钵内，再在渣上放置垫饼，然后将瓷坯放在大于圈足的垫饼上人事焙烧。采用这种方法装烧，可使瓷器圈足边沿的釉层不再会粘结沙粒了。第三，开始使用瓷质垫饼装烧瓷器。宋、元时，装坯采用的是一种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 入明后陶工们将垫饼改成了瓷质的。改进后的垫饼具有两大优点：(一)可以避免瓷坯与垫饼在高温下因收缩不一而致瓷器产生破裂、变形等缺陷。(二)可以确保瓷器的圈足不再被铁质沾污。第四，装坯时在匣钵与垫饼之网铺上了一层沙碴。由于在高温下会收缩的垫饼与在高温下不会收缩的匣钵之间巧妙地设置了这样一个活动层，使瓷坯在焙烧过程中能收缩自如，故使成品率较前大为提高。第五，发明了一种纽线吊装法。以装青花碗为例，陶工装坯入匣时，先用两股纽线兜着碗腹与圈足的交接处，再将碗坯放置于垫饼上，然后将吊线轻轻抽出。采用这种吊装法，可使碗坯与匝壁之间的距离大为缩小，有利于节省耐火材料及焙烧费用。据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推测，明代采用吊装法后，窑室内的容量。可增大25％左右，使焙烧费用大大降低。最德镇陶工们在十世纪初发明的这些先进的装烧工艺，被很多地区的窑场一直沿用到现在。

从湖田窑的窑业遗存来看。明代遗址上堆积得最多的是“正德碗”与“莲子碗”。这两种碗的主要特征为：(一)口沿比宋代同 类产品薄。(二)碗腹比元代同类产品小。(三)中径比元代同类产品大(约大35％左右)。(四)足壁比元代同类产品薄。(五)圈足为倒八字，与元代的八字形足正好相反。(六)碗底薄，圈足深。总之，明时大量生产的正德碗和莲子碗，不仅造型美观，而且比较适用，它标志着景德镇这时的制瓷工艺比宋、元时更为先进。明代正德碗、莲子碗为何要设计成这种造型呢？原因主要有：(一)口沿薄、足壁薄。是为使产品更为精致美观。而这时之所以能够将足壁作薄，是 因为此时制瓷已普遍采用了“二元配方”，随着坯胎中氧化铝成分的增多，坯胎耐火度也相应提高，故在焙烧时薄足壁完全可以承受碗身的重量。这种薄足壁。在“二元配方”未出现之前，是难以烧成的。(二)圈足由元时的八字形改成为倒八字，为的是节省制 瓷原料。因为此时已使用瓷质垫饼托足焙烧，足的下端小，垫在圈足下的瓷质饼就可以做小；把圈足做成倒八字式，便有利于减少瓷用原料的消耗量，使瓷器的生产费用降低。(三)把碗底做薄，圈足挖深，可以使瓷胎在焙烧中少出现变形缺陷。明代陶工创出的这一先进制瓷工艺，—直沿用到今。

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颇为广阔。《天工开物·陶蜒》载，明时“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江西通志》云：“自燕云而北，南交址，东际海，西极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当年景瓷在国内的市场之广阔，由此可见—斑。考古结果也表明，明时景德镇瓷器已销往江西各地及江苏、云南、广西、安徽、湖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浙江、湖北、广东、福建等省。明代景瓷运销海内，绝大部分靠水运，经长江转运至全国各地。

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使远洋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瓷器是远洋贸易中不可缺少的物资，随着远洋贸易的日益兴旺，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也日渐红火。明时景瓷输出主要通过这样四种途径：政府对外国的赠予；各“入贡”国家使节回程的贸易；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大规模的航海贸易；民间的海外贸易。《星 槎胜览》、《瀛涯胜览》云，明代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广泛地传到世界各国。《出鸟蓝馆日记》说：“明崇贞十四年六月二十—日，—艘由郑芝龙派出的中国海船，内省瓷器1447件；同年七月十日、从福州发的—艘小船，装着瓷器2700件；又十月十七日，大小海船97艘驶 入长崎码头，共裁瓷器20000件”，可见输 入日本的瓷器数额之大。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时菲律宾仍为中国陶瓷贸易的据点，其自销和转口量均很大；当年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也—直处于通往阿拉伯国家的航途中，明以前这些国家的陶瓷贸易就很兴旺，到明代陶瓷贸易已更加兴旺；还有阿拉伯、伊朗、阿曼、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一直与我国有陶瓷贸易往来，到明代这些国家已成为中国同欧洲陶瓷贸易的桥梁。一些文献还提到，十六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典、丹麦、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比利时等许多国家都先后来人到中国，直接 在广州、厦门等地进行陶瓷贸易。明正德九年(1514年)，仅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等人就从中国运走瓷器10万件。1602年，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万历至清初，该公司共购去中国瓷器1011万件。以后，法国、英国也相继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并在广州设立了分公司，大量收购中国瓷器，从此，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大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