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御窑厂,永宣以后,其派烧数量有所减少,甚至驻厂督陶官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最明显的是弘治朝,十八年窑事不著。但到嘉靖期间,烧造数量不但激增,而且岁派之数量年年不停。据乾隆本《浮梁县志》记载:“嘉靖二十五年,烧造数倍,十百加派,合省随粮带征银一十二万两,专备烧造,节年支尽。嘉靖三十三年又加派银二万两,亦烧造支尽。”由于烧造数量增多,不但有驻厂督陶官,而且岁解督运官员,亦是往来于镇上京师之间。嘉靖时督运官王世懋,来御厂督运岁解时,形象而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景德镇瓷业盛况,他在《纪录汇编》圆园远卷中《二酉委谈》里说:“天下密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这几句话,反映了明代制瓷业之繁荣,整个镇区都在捶打瓷土,响声震地,烧造瓷器的窑场火光冲天,全镇是一个工地,一个手工业的巨大作坊,把这个震耳耀目的市镇,称之为“四时雷电镇”,的确是恰当不过了。 这种火光冲天、杵声殷地的情景,不仅是御窑厂,更为甚者,是民营瓷业。在明代中后期,民间窑场不再是依靠在原料产地,而是沿着东河、南河流域及昌江两翼向市区集中。在市区五条长沟出土物中,明初的民窑青花瓷较为少见,大量出土物多为明代中、晚期青花制品。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从事商品生产民间青花制瓷业,已从陶瓷生产每个阶段,日益变成独立的部门,专业从事制瓷手工作坊。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民营窑场激增。 明代正德以后,欧洲国家不断来华经商,《竹园陶说》称:“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先至澳门,后则。趋广州。”那时的广州集中了中国所有最美好的货物,而最突出的就是瓷器。由于广州和珠江的地理位置有些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相似,所以西方的商人称之为“东方的伦敦”。所有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商舶,都要根据船的长度支付关税,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在中国海关官吏的警惕而又戒备目光下进行的。由我国官府特殊经营的对外贸易商行,称之为“十三行”,这一名称,相传始于明代。景德镇在嘉靖、万历时期的瓷业生产,正顺应了这一形势,因而民窑得以迅速发展,民窑中的精品,可以与官窑产品比美,但产量数倍于官窑,因此,在嘉靖期间,“官搭民烧”由一时权宜之计,进而形成御窑厂的固定制度。清代饶州府通判、署浮梁知县陈滴曾说:“景德一镇,则又县南大都会也,业陶者在马,贸陶者在马,海内受陶之用,殖陶之利,舟车云屯,商贾电鹜,五方杂处,百货俱阵,熙熙乎称盛观矣选”这段话,若与四时雷电镇相对应,那么,明清时期,景德镇繁荣富庶所形成的都市之雄、瓷业之盛的壮观场面,便能历历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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