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官窑

谈到了我国现代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准确地说是一九七五年，江西景德镇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制作"主席用瓷"一事。当时，这件事对外严格保密，因此除当年参与制作的人员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直至一九九二年，有一新加坡商人，不知从何处得到信息，他在景德镇安营扎寨，开始上门收购。前后一年左右时间、将流散于景德镇民间的"主席瓷"收到手后运往国外，并在当地展出，然后借助当地媒体把这些瓷器"炒得沸沸扬扬"、发了一笔大财。你说的那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这件事。然而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是不准确的。鉴于此文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予以澄清。在我国现代陶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重要时期。陶瓷界和收藏界常常将这一时期的瓷器称为"文革瓷"。这一阶段的陶瓷制作工艺和瓷器的造型与风格均有其独特而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主席用瓷"是这一阶段瓷器制作的顶峰，也可称之为该时期最高水平的代表。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主席用瓷"采取的制作工艺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平、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官窑"瓷器毕竞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按理说它的生产制作应随着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结束。民国初年，袁世凯筹备称帝时，命政事堂参事少卿杨度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为陶务署监督，赴江西烧造一批有"居仁堂"款识的瓷器，被公认为民国时期的"官窑"，即所渭"洪宪瓷"。它具备了官窑瓷器的一切特征。然而这只是一个特例。应该说"官窑"至此已寿终正寝。然而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大家都知道，自唐代以来中国陶瓷就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官窑"瓷器历来都被世界各大博物馆、古董商和收藏家所青睐。在艺术品市场上，它的售价往往要高出同时代"民窑"瓷器售价的数十倍、数百倍乃至上千倍。"官窑"瓷器之所以为世人瞩目，其内在原因有三。一是官窑瓷器是集中天下最优良的原料、设备和最优秀的工匠精工细做而成，因此它代表着当时陶瓷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平。二是不计工本。出于此类产品并非为市场流通而做。仅供特定成员使用。为求品质超群，烧成后常在众多产品中百里挑一，落选者统统毁掉，因此其成本极其昂贵，甚至无法计算。三是其造型、釉色和纹饰图案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特定的含义。从以上三点来看、"主席用瓷"的制作确实又带有某些官窑瓷器的特征。认为它是否算官窑瓷器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代表了我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陶瓷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一九七四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八年之久。全社会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江西、山东、湖南等地的政府(省革委会)接到中央派人传达的上级指令，要为毛泽东设计、制作—套生活用瓷。并明确提出，它必须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且超越前代：简称"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各地都以最快的速度拿出设计方案和样品送往北京选定。驻地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提交的样品，足以明朝正德官窑器的器形为基本造型蓝本，采用半薄胎高白独新工艺。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在白色釉面上饰以粉红色桃花并有绿叶相衬，此图案又称"水点桃花"。通过对各地多种设计方案的比较选择．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提交的设计样品一举夺魁。后又采纳有关专家和领导的建议，对原设计进行了三项重大修改。第一，由于传统的釉上彩绘原料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铅成分，为确保主席的身体健康，改用釉下彩生产工艺。第二，由于毛泽东政务繁忙，饮食无定时，为便于其饭菜的保温和保洁，所有的食用容器，包括碗、盘等都要加配盖子。第三，将"水点桃花"的图案改为毛泽东喜欢的梅花图案，在粉红色的折枝梅花旁点缀着几片青翠的竹叶以衬托花朵的艳丽。此方案确定后，又经当时的"中央文革"审阅，最后报主席批准。一九七五年初，中央正式下达了有关生产文件，并起名代号"7501工程"。"7501工程"生产文件正式下达后，江西省公安厅随即组成专门工作组，由厅长带队亲赴景德镇监督此项工程的实施。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当时与其它许多单位一样，实行了军管。军代表与业务领导人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后，在全所进行总动员。当时的陶研所集中了一批景德镇最优秀的陶瓷技术人才，从中选出四十余名技术过硬、政治进步、出身无问题的设计、制作和生产人员，其中包括现已七十多岁的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风、刘平和彭召贤等人。据参加者讲，当时对此项工程的组织和管理极其严密。参与工程的全体人员都经过严格政审。窑场四周设立岗哨，未经工程指挥部批准者，一律不得入内。凡历史上有"问题"的人，都不敢靠近窑场。从选料到成型，从配釉到彩绘，直至烧结、包装等大部分工序都是靠手工完成，并有公安人员在一旁监视，以确保产品安全。制作前，首先要从效十吨上好的原料中，人工手选出两吨精选料。当时人手不够，工程指挥部又调来了数百名"红卫兵小将"加入了选料工作。如果说工程参加者享有政治上被信任的荣誉感，而他们的工作却十分艰苦，而且有风险，他们经常连续多日不得休息，不能回家；万一出了问题，很可能就会被上纲上线划为政治问题。
据一位参与者讲，他当时负责配制彩绘颜料的工作。在此之前，景德镇的釉下彩颜料只有钴蓝(青花)和铜红(釉里红)两种，至于烧制梅花图案用的粉红色颜料无成法可援，开始他和他的同事们屡经试验，均告失败；不是颜色欠佳，就是彩绘处的釉面出现龟裂。于是军代表找其"谈话"说，如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将以"军法从事"。吓得他几天几夜不敢睡觉，加紧试验，所幸他们后来试验出合适的配方，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经过制作者们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五年底前烧制出千余件"7501"瓷器。然后从中挑选出两套，每套一百三十八件。据说每套包括：9-15厘米盖碗四十八件；15-30厘米盖盘(又称和合器)四十件；1号和2号茶杯各十件；调羹十只；布碟十只；醋壶、酱油壶、胡椒筒、牙签筒、香烟筒、烟灰缸、饭锅、品锅、大汤勺、茶叶罐各一件，然后派专人护送进中南海。余下的产品按上级有关部门的指令要全部就地销毁，不得保留。但是这一指令并未被严格执行。陶研所当时只销毁了一小部分瓷器，其中大部分是碗盖。此后又拿出一部分陈列在该所贵宾室的珍品柜中，其它均封存入库。‘光阴似箭，转眼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已成为历史，国内的政治与让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研究所将封存的部分"7501"连同其它库存产品一起分发给了本所职工，其中也包括试验时留下的釉上彩"水点桃花"。据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当时在分"7501"时，只分了碗、盘、杯、勺等小件物品，象饭锅、品锅等大件产品和碗盖等均未分。
就私人收藏而言，早在一九八六年国内就有一位陶瓷家开始注意到"主席用瓷"的特殊意义，并托友人在"陶研所"的职工中收购"7501"。在最初两年里，他所收的产品中大部分是釉上彩实验品"水点桃花"，只有少部分是釉下彩"7501"产品中的碗和盘，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国工艺美术馆(今百盛购物中心)落成时，国家轻工业部在此举办了一次全国工艺美术品展览。"陶研所"开发部主任黄万凯先生带队来京参展，并带来一批所藏"7501"珍品，大约有近百件，所有的碗、盘、壶、合、锅等容器均配有盖子。这是当时除中南海藏品之外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多最全的一套"7501"，这位陶艺家不失时机地将其全部买下。至于目前"陶研所"所剩"7501"藏品已经不多倒是事实。
更有意思的是，此后不久有一位景德镇的陶瓷商人，在"陶研所"的仓库里发现了一批素白胎，立刻被它那晶莹如玉的质地所吸引。这批素白胎就是当年开始试制"主席用瓷"釉上彩"水点桃花"时留下的半成品。于是这位独县慧眼的陶瓷商将其全部买下后，高薪聘请景德镇仿古高手、按照官窑器的纹饰进行彩绘，并在圈足内书写"雍正年制"、"乾隆年制"、"慎德堂制"和"居仁堂制"等款识，冒充古董出售，着实让一批海内外古董商和收藏家"打了眼"。这位商人很快发了财，家里盖起了豪华别墅。至于"中南海用瓷留下的遗憾"一文所谈到的海外陶瓷商对"主席用瓷"的收集是在一九九二年，时间要晚了许多。此外，该文关于"这位陶瓷商把从民间收购来的散件按照原来的设计拼组成套"的说法也令人怀疑。就所掌握的情况．除当年送入中南海的"主席用瓷"外，流散于民间的"7501"要想拼组出完整的一套(一套是138件，而不是该文所说的30件)是完全不可能的。至于该文将当时生产的釉上彩与釉下彩瓷均划归"主席用瓷"更是错误的。作为中国现代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7501工程"在景德镇陶艺家们的齐心努力下已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所生产的产品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完整地保留在中南海内，毫发无损。任何私人的有关收藏都无法与之相比。至于当年生产出的多余产品流入社会、散落民间也是很正常的事。就散落于民间的"主席用瓷"而言，也并非是国内无存，流入海外的只是少数。至于海外商人的炒作，不想予以评论，因为它与我们认真地评述"主席用瓷"的史实与现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