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珠山八友”感悟点滴启示

    上世纪前期活跃在中国陶瓷艺术领域的“珠山八友”，以新粉彩的形式，将文人瓷画演绎到极高水准，形成了中国第一个陶瓷艺术流派，这既是瓷都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里程碑，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年是邓碧珊诞辰140周年、王琦和汪野亭诞辰130周年、田鹤仙诞辰120周年、刘雨岑诞辰110周年。回望历史尘烟、追忆“珠山八友”，我们在为大师们取得的艺术成就而折服的同时，也从他们人生与艺术道路上的点点滴滴中得到诸多启示。

    花传贵    继承创新雅俗共赏

    景德镇历史悠久，陶瓷生产始于汉晋、兴于唐宋，经元明，鼎盛于清，先后成为中国制瓷中心和世界瓷都，蜚声海内外，其瓷都地位和深远影响是历史形成的。到了近代，曾经窑火兴旺的瓷都却几乎陷入困境。

    为挽救瓷都的衰败，也为了自己的生计，窑户瓷匠纷纷仿制曾经风光无限的官窑瓷器，但由于国家和民族内忧外患，传统工艺虽得以保留，但已无力使陶瓷产业和艺术重现昔日繁荣。而一批陶瓷艺人冲破禁锢、大胆创新，将中国文人画融于瓷上，开启文人粉瓷之先河，创立一种崭新的陶瓷艺术形式—— — 浅绛彩，在工艺瓷与艺术瓷之间搭起划时代的桥梁，让人耳目一新，程门父子、金品卿、王少维等一批皖南新安派画家就是搭建这一桥梁的开派大师。在此之后，汪晓棠、潘匋宇、张晓耕、许上礼、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等以冠绝一时的绘画技能成为彩瓷名家，不少人在技艺传授方面也成就突出。“珠山八友”作为一个群体，接过前人的接力棒，革故鼎新，更是以新粉彩的形式将“瓷上文人画”推至不曾有过的高度，筑起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为瓷都添光加彩，也奠定了他们在陶瓷艺术史上的应有地位。

    “珠山八友”既作为一个群体在瓷画上大胆创新，形成自己的流派，在个体上对于瓷画艺术也多有贡献，借鉴异族之长，跟上时代步伐，引领艺术潮流。王琦以自己曾学习西洋画的优势，将光线原理的利用移植于瓷画创作中，使瓷上人物生动灵现、出神入化，无怪乎王锡良大师称赞“他的成就可独领风骚数百年”。

    王大凡在浅绛彩的基础上创出“落地粉彩”，不仅简化了工艺，而且使画意更浓，达到了与洋彩媲美的效果。

    刘雨岑创出“水点花头技法”（即“水点桃花”）的影响至今，曾被用于“红色官窑”。汪野亭和邓碧珊也都借鉴西洋画技艺，前者将国画山水之神韵融入瓷画创作中，改浅绛山水为粉彩山水，先用油料作画，再水彩上色，使瓷上文人山水色泽动人，后者则首创瓷上肖像画。

    正是“珠山八友”这样的陶瓷艺人从先人乃至西方艺术中吸取养分，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才使景德镇乃至中国瓷上艺术不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铸就了陶瓷艺术新的辉煌。

    

技艺精湛合作互补

    1928年，曾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副社长的王琦在美研社无力重建的情况下，联络原美研社的王大凡、汪野亭等彩瓷名家，尝试恢复一些陶瓷美术研究活动，于当年中秋节各带一幅纸画，相约在景德镇文明酒楼，以茶话会的形式品茗论画，相互观摩。这一活动得到大家的肯定，于是议定每月农历十五集中一次，名为“月圆会”，以合“花好、月圆、人寿”之意。每当聚会时，大家自带新作，饮酒品茶，题诗作画，切磋技艺，是真正的以艺会友。聚会虽有时轮流做东，但活动场所常在珠山御窑厂龙珠阁五龙庵，世人便称他们为“珠山八友”或俗称他们“八大名家”，时任浮梁县长的     彭葆仁还在五龙庵立告示牌一块，上书“珠山八友创作之地，闲人禁止入内”，以示对八友艺术活动的支持。八友每次聚会的即兴之作，按例归东道主所有。除交流研究外，他们根据各自所长，分工合作，创作的作品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进入三十年代后，参加“月圆会”活动的人员虽有变动，但活动并未停止，大家仍然各有侧重，以满足客商需求为主要目的，因而面向市场的商业性质更加明显。四十年代初，景德镇受到日寇飞机扰袭，瓷业市场更加萧条，几位“月圆会”骨干相继离世后虽有人员补充，但“月圆会”终因创作交流活动未能坚持而逐渐解体。

    数十年来“珠山八友”之所以影响广泛，至今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成员功底深厚、技艺精湛、善于学习、勇于创新，而“月圆会”又将他们的深厚功底与个人特长很好地发挥出来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优势当然不是个人创作可以比拟的。王琦以画见长，以此功底进入陶瓷彩绘领域，拜邓碧珊为师后更是全面发展，继承“文人派”彩瓷风格，其粉彩瓷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为当时景德镇三大家之一；何许人、徐仲南、汪野亭、田鹤仙等的山水，田鹤仙的梅花，徐仲南的松竹、刘雨岑的花鸟都堪称一绝；王大凡、田鹤仙、邓碧珊都有创新技艺传世……可以讲，八友一专多能，都是名家高手，他们在一起的合作与互补又将他们的高超技艺发挥到极致，也使他们可贵的艺术品格得到彰显，共同在陶瓷艺术衰败的民国筑起中国陶瓷艺术的一座丰碑。

    

落花如雨禅意几何

    珠山八友作为一个松散的、并无严密组织章程的艺术团体，之所以取得那样高的艺术成就、形成中国陶瓷艺术第一个流派，获得人们的高度赞誉和市场的高度认可，并在技艺上代代相传、薪火不断、惠及今人，绝不是偶然的。珠山八友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凝聚着他们才艺与心血的作品和供后人永远借鉴学习的技艺，更给我们留下了潜心陶瓷艺术、心系乡梓大众的感人情怀，点点滴滴或让我们为之动容、或让我们感叹唏嘘。珠山八友核心人物之一的王大凡在结社时写的一首诗，实际上已经道出了其中原委：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

    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

    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

    聊作此幅留鸿爪，每至月圆会一轮。

    八友是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他们在一起，是“道义相交”，不是酒肉朋友；是结社图新，不是清谈消遣甚至只谋私利。八友对陶瓷艺术发自内心地热爱，原来又多是瓷研社的成员，可称得上经过大浪淘沙，相互了解，彼此都十分珍视在瓷研社之后的重聚与升华，月圆相会的目的在于陶瓷艺术的创新，这无形中增强了“月圆会”的凝聚力，这种品格对于一个团体是极为宝贵和重要的。

    八友是关系亲密的有缘者。王琦与邓碧珊有师生之谊，王大凡与毕伯涛都曾寄居波阳后又结儿女亲家，汪野亭和程意亭是老乡又是同窗，王琦与刘雨岑    为义父子，王大凡、毕伯涛、何许人为安徽老乡，等等。

    这种种业缘内外的关系无疑增加了八友间的亲密。但我们仔细品味八友之间耐人寻味的这种种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业缘关系是基础，志同道合是核心。

    八友是各有所长的合作者。八友虽然多为技艺全面的瓷坛高手，在结社月圆会后却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形成整体，甚至为了求得合理分工不惜放弃自己已有的专长。在结社后，王琦的粉彩画销路好、订单多，而不同风格的组合和不同题材的配套瓷板画更是畅销，王琦便与诸友合作，作品十分抢手。在八友分工时，由于汪野亭的山水画风格已经形成，喜画山水的徐仲南和田鹤仙在经过商议后分别专攻松竹和梅花，徐仲南的雅号即“竹里老人”。他们共同将“岁寒三友”的高风亮节体现在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创作实践中。

    八友是爱国济世的践行者。八友杰出的艺术成就固然令人钦佩，然而他们的爱国情操和济世情怀更显珍贵和感人。这是八友受人们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仲南一生坎坷，经历丰富，抗战时期不仅在景德镇御窑厂前组织义卖画作，宣传抗日，而且在因武汉会战从汉口返乡途中慷慨解囊救助抗日义士，新中国成立后虽已年迈，但仍义卖自己的精品之作筹款赈济遭受水灾的同胞，爱国热情与慈善义举为陶瓷艺人赢得赞誉。汪野亭在1915年以《江山胜景图》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一等金奖后，婉拒出国创作的邀请，留在珠山从艺，成就和贡献突出。他热心瓷艺教育，调解邻里纠纷，关注家乡事务，发心寺庙佛事，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毕伯涛人生之路艰辛，但珍惜人间温情，享有盛名却廉洁清正，不仅技艺精湛，而且人品贵重，受人尊敬。王大凡的画室以“希平草庐”命名，表达了对和平的美好企盼，他“绘画生涯，自甘淡泊；陶人事业，首重精勤”的座右铭正是他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后人的谆谆教导。程意亭不仅瓷画闻名业内，而且陶瓷艺术教学、研究、创作并重，均有杰出成果，他以父母之心关心资助学生张景寿求学并成才在业内成为美谈。

    八友是陶瓷艺术的传承者。珠山八友的艺术价值早已获得广泛认可，人们倾慕其成就、收藏其作品、学习其技艺、研究其经历，从中获取艺术养分和人生启迪。八友技艺全面，功底深厚，是瓷坛高手，也是业界继承创新的典范。王大凡的“落地粉彩”，刘雨岑的“水点桃花”，徐仲南的竹，田鹤仙的梅，程意亭的花鸟，毕伯涛的翎毛花卉，色泽动人的“汪派山水”，自成一家的“邓氏鱼藻”，独树一帜的“何氏雪景”……真可谓各领风骚、争奇斗艳！他们的艺术风格、艺术创新，或父子相承、或师徒相传，犹如在瓷坛沃土播撒下永不凋谢的艺术之花的种子，不断绽放出鲜艳的花朵，使八友的艺术生命与我们相伴，让我们时刻感受到八友持久而鲜活的艺术与人格感染力。作为陶瓷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像八友那样，潜心学习、博采众长，不懈探索、励志图新，同业相助、取长补短，谦逊友善、提携后人，为我们的瓷坛百花盛开贡献力量、留下印记。

    （本文有删节，作者系江西高校出版社总编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