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八友等名家作品收藏潜力分析

　　
最近，北京，上海和南京的文物主管部门加强了向社会征集近现代文物实物的力度，多次通过媒体刊登征集公告，国家文物局也组织班子对全国的近现代一级文物首次进行了大清点。在这期间，社会上不少人对近现代文物认识不足或存在偏见，在收藏圈里有这样几大误区。
　　
一是认为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在时间上比较近，存世量多，价值不如清三代以前名品价值大。实际上，虽然这些近代作品比古代作品离我们近的多，但是我们不注意保存和收藏，同样是少一件就是一件，不会失而再得。
　　
二是人们习惯上常把陶瓷艺术看成是一种民间工艺，认为它的艺术价值低于中国水墨画和文人画。陶瓷虽属工艺美术范畴，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文化色彩。作为工艺瓷，它应从属于中国画、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但对于纸上文人画和陶瓷文人画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因为珠山八友等名家作品与前辈、同辈、后辈文人画家作品相比较，平心而论，实在是难分高下，只能说是各有千秋。王琦虽受黄慎影响至深，但王琦的作品无论从造型、光影、线条上都比黄慎作品成熟协调，比其感染力要强一些；王琦的西洋画法人物头像的明暗立体感就比黄慎的头像作品生动的多。中国美院周昌谷、吴山明等教授在六十年代观赏珠山八友等名家作品时曾作了如下比较：王琦与吕风子同属佛教人物画家，又是同时代的文人画人物画家。虽然吕风子有南吕北徐之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名噪一时，但将吕风子的人物作品与王琦人物作品相比较，王琦要超吕风子很多，因为吕风子对写意人物作品中内紧外松形式的深层规律还没有表现出来，而王琦的作品却明显表现出这种内紧外松的形式规律。而与当代画家范增作品相比较，线条更加流畅、准确耐人寻味，其人物开相传神，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王琦的造型能力以及书法题字要比范增的成熟的多。 王大凡的人物画与其同代的山水人物大家张大千、傅抱石的人物画作相比较，也很难分得出谁高谁低，应该说同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与南吕北徐的徐燕荪的仕女相比较，无论人物刻画，还是构图造型，线面结体，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浙美孔仲起教授也曾就汪野亭青绿山水与吴湖帆、贺天健的山水作品作过比较，他认为“三人的传统功夫十分深厚，笔墨的精妙程度则难分难解，画面的意境各有特色，其作品都以秀丽见长。尤其汪公晚年墨彩山水作品，线条老辣雄强，霸气十足，与八大山人墨彩山水相比较，画风如一脉相承，艺术含量高深莫测。”唐云大师还就程意亭和刘雨岑的花鸟画与他们同时代的花鸟画家江寒汀、张大壮的作品进行了比对，认为刘雨岑的花鸟生动、自然、运笔及设色无不精到，均在上海两位名家之上，尤其诗词、书法、文化修养，没有不及上海名家之处。
　　
三是以文物的市场价值来等同于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不少人以为珠山八友等名家作品不如其他瓷器名品有市场经济效应，因此相比之下看的轻些。这种以市场价值作为文物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对征集与投资是极为不利的。笔者所知，就连江西省这样的文物大省，在馆藏的近现代文物中珠山八友的瓷绘作品也愣是没能收全，实为憾事。因为江西是中国陶瓷大省，是世人和陶瓷研究者崇拜和向往的地方。相比之下，海内外有许多藏家收藏了有一定规模的珠山八友等名家的瓷绘作品，其样式齐全，件件精美。总之不论是馆藏机构还是广大藏家，一定要抓住投资机遇，对珠山八友等名家的瓷绘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为填补收藏领域的这一缺憾和断层贡献一份力量。

　　
二、怎样决定瓷绘作品的投资价格

　　
投资珠山八友等名家作品同投资其他艺术品一样，在大势上是保值增值的但具体到每个投资者以及具体到投资某件艺术品中了解其升值潜力的大小投资中存在的风险程度，对于投资价格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如何避开风险，关键是买卖双方要有一个准确出价。卖出艺术品要有一个合理价位不至于过高和过低；买进艺术品更要有一个准确的出价，要密切关注某类艺术的市场价格走势，有依据地正确判断几年或十几年后的市场发展变化，从而比较合理地制定自己的价格决策与投资方向。在笔者以往的收藏实践中，经常收到各地藏友来信来电询问珠山八友等名家的瓷绘作品多少钱一幅件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应该这样说才合适如汪野亭的作品其价格幅度应是每幅数万元至几十万元。目前在市场上，汪野亭的印盒、茶碗等小件作品少则几千元，多则一两万元，立件作品要几万或几十万不等，若是高８２．５×２１．５厘米规格的四条屏价格应在一百至二百万元左右。其中一般作品与代表作品是形成价格高低的主要原因。“青花大王”王步的作品，价格不在“八友”之下，深受藏友青睐。而王步一生勤奋，加之长寿，从清末经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岁月里，作品估计要有万件以上，他的应酬之作，也往往两三万元，若是精品力作却百万难求。
　　
俗话说：“黄金有价，艺术无价。”但也不能就此认为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价值无法把握。任何艺术品的价值都有不确定的因素，它反映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上，一方面它具有价值存在的客观性一面，也就是说其必然性的因素可以被人们逐渐把握。另一方面它也同样存在着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一面，是有偶然性因素，比如受到购买者情感等方面的限制，影响着准确的判断和理性出价。那么，在通常情况下，珠山八友等名家的瓷绘作品的价格怎样决定？笔者认为，决定其价格的因素很多，如艺术水平、广告宣传、归属经历等，但决定其价值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瓷绘作品的真、名、精是决定其价格高低的首要因素。
　　
真是瓷绘作品的主要投资前提。目前瓷绘作品与其他艺术品一样，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当今从事陶瓷仿古做旧的艺人，大多在美术院校进修过，造型能力与色彩的使用不在前人之下；有人买进大批素胎民国瓷器，再雇请高手临摹名家瓷画于上；更有把民国瓷绘作品加热退掉，将画面无名者改画成有名者，将小名家改成大名家皆有。这种后加彩的作品，即使临摹的十分逼真，也能发现破绽。因为今天的色料配方与制作工艺与民国及解放初不同，后加彩的色相易生成其他色调，看起来很不舒服，彩面无湿润之感。另外后加彩者大都书法功力不够，缺乏书写修养，因此所仿作品多在题名书法上露出破绽，或是字体与画面不合或是书写格式与古代大相径庭。而是信手挥写，无有书法字体的时代风格，只要仔细观察，真假必现。
　　
景德镇名家辈出，器走天下。唯独珠山八友等名家是中国陶瓷史上开宗立派画家群体。真正有地位的，正是这些有很高艺术创造力的大师、名家的作品。名家与非名家，是衡量其艺术价值和投资价值的重要界线。实践证明，瓷绘作品同是以有名和无名，名气大还是名气小来分别价值的。买卖瓷绘作品一定要掌握这个要领。
　　
精品与非精品也是决定瓷绘作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精品与非精品往往是区分同一位瓷绘家创作的不同作品价值高低的分界线。一位瓷绘家程式化的作品居多，花心血精心绘制的少，一般一生中的精品应在千件左右。所以买瓷绘作品也要分清买他什么样的作品以及出什么样的价，分不清这一点，投资也会失误。
　　
瓷绘作品保存完好与有缺损的有很大价值差，是影响艺术品价格高低的又一重要因素。投资瓷绘作品的行家以“全品相”评价瓷绘作品，也就是说一件作品不失光，不失色，无鸡爪纹和小磕碰。这里所说“全品相”是指流传多年的瓷绘作品依然灿烂如新，这是瓷绘作品价值的重要体现。我们把握其价格，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品相决定卖相。
　　
瓷绘作品存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投资价格。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任何门类的艺术品交易都应如此。稀少和精品也有穿插关系，但稀少更突出了一件作品的少和绝，未必是其艺术性如何精妙高超。它反映了艺术作品的稀缺性特点，也解释了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某种艺术品价格暴涨的原因。有些瓷绘作品在当时并不少见，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只剩下几件少而又少的珍品，故显其贵。另外，在明确了一件瓷绘作品的存世量后，还要注重作品的玩赏性。一般来说，观赏性强的瓷版画和立件瓷绘作品要比使用性器物价格高。它应在功能上体现为欣赏性，具体又分为玩赏和观赏。只要遵循以上投资规律，日积月累，及时总结经验，同时在价格决策上不至于失误或失误太多，必能使买进的东西物有所值，不断增值。

附录：

珠山八友等名家生平简历

潘匋宇（１８８７—１９２６年），字鼎钧，江西鄱阳（今波阳）人。擅长粉彩，其人物花鸟均重神似，而不刻意求工；其作品笔法清新秀丽，主题突出，是新粉彩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次山，亦擅绘事。兄学名，字辑光，为清季举人，擅书法并精治印。匋宇耳濡目染，是以其画作时见士气，往往上溯宋、元，意与古贤会焉，自不可与一般彩瓷工匠同日而语。１９２３年受聘于曹锟书房，专职彩绘文具。珠山八友中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其门下。他以自己的作品，为国家、为景德镇赢得国际声誉，还曾参加美国芝加哥、费城博览会并获优奖。
　　
王琦（１８８４—１９３７年），字碧珍，号陶迷散人，珠山八友之首。祖籍安徽，后迁居江西信江，早年以捏面人为生。１９０１年来景德镇后，向邓碧珊先生学习彩绘和人像绘画艺术，并以钱慧安所绘仕女为蓝本。晚年深得黄慎绘画艺术之精髓，将黄慎的人物画艺术发展到了极致并完善了黄慎绘画艺术中的不足。王琦的人物作品所描绘的对象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物，并把强烈的同情心和真挚的情感倾注于笔端，塑造出了许多血肉丰满的生动作品。
　　
王大凡（１８８８—１９６１年），名堃，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樵子，斋名希平草庐。安徽黟县人，珠山八友之一。少年至景德镇在姐姐家的“红店”里学绘古彩，有机会得到了新粉彩先驱汪晓棠大师真传。早年曾认真学习沙山春、钱慧安、费晓楼的绘画艺术，中年学习吴道子、陈老莲、马镜江的绘画技法，可谓博采众长，自成法家。王大凡在浅降彩的基础上独创了“落地粉彩”技法，使浅降彩画法得以传承到新粉彩画法之中。王大凡在长达六十年的绘画生涯中，兼工带写，构图严谨，用笔流畅飘逸、人物形象刻画惟妙惟肖，出神入化。１９１５年其作品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
　　
邓碧珊（１８７１—１９３０年），字璧寰，号铁肩子，清末秀才，江西余干人，珠山八友之一。早年靠绘画瓷板肖像为生，九宫格的使用为其首创。邓公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随父兄下湖捕鱼，熟悉各种鱼类生活特性。他知晓流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３６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１２根，闰年才有１３根；他的鱼藻达到了形神合一的境界，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的美称。并有少量刷花作品传世，极为珍贵。足见邓碧珊先生孜孜以求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汪野亭（１８８４年—１９４２年），字平，号传芳居士，江西乐平县传芳村人，珠山八友之一。早年在鄱阳拜张晓耕、潘匋宇为师，其青绿山水体现了王石谷和石涛精致浓丽，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汪氏首创墨彩山水。作品明净淡雅，情意温清，有一股空旷寂寞、清气照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宇宙山林之气。在用笔、用墨、用色等方面出现了“淡墨轻岚”、“半点落茄”以及“近树大远树小”、“近景墨重远景墨轻”的表现方法。他的力作１尺８寸墨彩山水四条屏曾在巴拿马赛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汪氏晚年变法，作品多用油彩敷色，得心应手，水墨淋漓，面貌独秀。其釉上山水对后世景德镇粉彩山水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毕伯涛（１８８６—１９６１年），名达，别号黄山樵子，祖籍安徽歙县，寄居鄱阳，清末秀才，珠山八友之一。早年师法鄱阳画家张云山，后居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反串彩绘人物无所不精。书法功力深厚，在景德镇瓷绘界以金石、诗词、书画傲视群芳。解放后长期受聘于南昌丽泽轩、新中华公司，大部分作品未署名款，其彩绘作品多通过天津港运往北方各地（笔者仅在石家庄市和辛集市就曾过眼毕伯涛无款作品百件之多），无论餐具还是立件瓷器均画工精美，深受各行人士欢迎。
　　
何许人（１８８２—１９４０年），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乞丐之意，取其贱而长命）。后王琦建议改花子为华滋。又用陶潜《五柳先生传》中：“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句，更名为何许人。安徽南陵人，珠山八友之一。少时在景德镇学绘青花，后改学粉彩。曾在民国初年应詹元广、詹元斌之聘，赴北京学仿古瓷，得见故宫所藏历代名画名瓷，技法随之大进。中年后，常往来于景德镇与九江之间，并于九江自设店号，自画自销，设帐授徒，著名花鸟画家邓肖禹、雪景大王余文襄就出自其门下。何氏作品深受董源、巨然、吴伟、载进画风影响，追求一种平淡天真，潇洒闲逸的艺术境界。
　　
程意亭（１８９５—１９４８年），字体孚，别号翥山樵子，斋名佩古斋，江西乐平人，珠山八友之一。１９１１年入鄱阳江西窑业学堂图画科，从张晓耕画山水花鸟。后至上海，拜海派名家程瑶笙为师习花鸟，技艺大进。曾在九江“普芳居”瓷店绘瓷。抗战期间回乐平，以卖画度日至病逝。逝后在其卧室内发现大量的白瓷板与宣纸画稿。同行惜其早逝，程氏一生勤奋，作品传世丰富。

徐仲南（１８７２—１９５２年），字仲南，名陔，号竹里老人，斋名栖碧山馆，江西南昌人，珠山八友之一。少时在南昌某瓷店学绘彩瓷。１９１８年受聘于江西省瓷业公司，赴景德镇管理瓷业美术，结识王琦等人。其晚年作品更追求松的品质、竹的清高和石的个性，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他的这种抒山野之情写心中之意的艺术手法显然与宋代文人画家苏东坡的笔法和清代画家戴熙画意一脉相承，从而使观者从中获得一种赏心悦目的艺术感受。
　　
田鹤仙（１８９４—１９５２年）。原名田世青，后改名为田青，字鹤仙，号荒园老梅，斋名古石，浙江绍兴人，珠山八友之一。少时寄居江西抚州岳父家，民国初曾任职于景德镇税务局。后任江西省瓷业公司夜校教员。再改行学绘瓷器，先画山水，后专攻梅花，传世作品以梅花为多。画梅风格直追元代画家王冕艺术风格，巧用王冕画梅时若断若续笔法于陶瓷釉面之上。老梅枝干盘结曲转，细枝穿插虚实衬托，活泼可爱、精神抖擞，极具个人风貌。
　　
刘雨岑（１９０４—１９６９年），原名玉成，后改名雨岑，尔后又改雨城，斋名觉庵。别号澹湖渔。６０岁以后号巧翁，安徽太平人，寄居鄱阳，珠山八友之一。１５岁时就读于饶州江西省立第二乙种工业学校饰瓷科。为陶瓷名家潘匋宇弟子。１９２２年来景德镇绘彩瓷，擅花鸟。为当时瓷绘肖像名家朱受芝之婿。从上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画风由工笔转向小写意、大写意发展。抛开了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水点碧桃花”是其个人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往往粉彩艺人在瓷上画花头，以玻璃白打底，仅用洋红之类染出浓淡，而刘氏不用洗染法，仅用含料的水笔点出，使花头显得活泼自然），在粉彩艺术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刘氏晚年多见任伯年，新罗山人原作，技法大进，其传世作品不多。
　　
另外，王步、王大凡和王琦被景德镇陶瓷界称为“瓷都三王”；莲溪陶成名于上世纪３０年代的景德镇，解放后在景德镇瓷业合作社彩绘，后调入景德镇第一画瓷社，主持日常工作；陆云山１９５６年调入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工作，与王步、王大凡、刘雨岑 、王锡良同堂献艺；余翰青一生勤奋，二十世纪３０年代在景德镇产生很大的艺术影响，育人著书耗尽毕生精力，与王步、莲溪陶、陆云山齐名。
　　
珠山八友历来有两种说法：王大凡曾有“新、老八友”之说，而刘雨岑却坚持说只有“八友”而不是“十名家”之说。按王大凡说法是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何许人、毕伯涛、程意亭、刘雨岑。后补上的是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的说法是：王琦、王大凡、汪野亭、何许人、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否定了邓碧珊、毕伯涛是珠山八友成员。在王大凡的《希平草庐诗集》中，就有一首“珠山八友永无疆，死去添来凑满堂，后者追前期更好，不虚当年枉提倡”七言诗。毕渊明也曾在《珠山八友的来龙去脉》一文中提及他当年为八友写的一首打油诗，诗曰：“八根料笔，四管烟枪，亲家一对，父子一双”。诗中亲家指王大凡与毕伯涛是儿女亲家，父子是指王琦与刘雨岑。一说是邓碧珊１９３０年去世后，毕伯涛赴鄱阳奔丧守孝，故八友中少了二位，为填补空缺，遂将徐仲南、田鹤仙吸收了进来。徐、田二君的加入，更增强了月圆会的实力，这种组织上的增补是符合情理的。据考王琦早年曾向邓碧珊行弟子礼，那么王琦创办月圆会，不可能把良师益友邓、毕排斥门外；王大凡作为王琦的挚友，交往甚密，因此举荐亲家毕伯涛加盟，王琦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何况毕原为清末秀才，金、石、书、画样样精通，是一位修养全面的艺术家。正如王琦推荐干儿子刘雨岑，王大凡是无异议的。刘雨岑虽年轻，但才华横溢，聪明过人，那为什么他要否定邓、毕二君是八友成员？作为当时的美协主席，积极要求上进的他，完全是为了保全珠山八友在海内外的声誉，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将此二人排除在“八友”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