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国绘画史上的“八大”这个词,它与“八怪”,或与“八友”,其含意都不一样,并非指八个人,而是指一人,即“八大山人”之简称。在这里,我想,多追溯一下古代艺术家的师承关系,对于发展我们今天的陶瓷艺术,是有好处的。
我继《“珠山八友”画风及其独创性再考》(见1980年《景德镇文艺》第2期)之后,又写了《重话“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见1980年《景德镇文艺》第4期)一文,先后都曾提到“八怪”的主要渊源也不很远,他们都直接受到“八大山人”的影响,这在我最近浏览新版CA.大山人画册》,和到这位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的隐居之地——南昌市郊青云谱,参观“八大山人陈列馆”,再一次得到证实。正如《江西历代文化名人》介绍“杰出的大笔写意画家八大山人”一文所指出的:300多年来,凡是大笔写意的画家,都或多或少地受他的影响(见1980年8月22日.《江西日报》第四版)’,并首先提到“八怪”受“八大”的影响,而“八怪”也的确无一不向“八大”学习,尊“八大”为师。“八友”向“八怪”学习,也直接向“八大”学习,“八大”不愧为集先贤之大成,画坛上的革新巨擘和大师。
那末,“八大”又是学哪一家的呢?
在花鸟画中,“八大”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代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代吕纪林良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派。在山水中,“八大”又远尚南朝宗南,师法五代以下的董、巨、米、倪、黄以至董其昌等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八大”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为最多。但是,“八大”对于那些认为“古人雅处,令人使以为不至”(题山水)的看法是不满意的。
“八大”,原名“朱耷”,他还用过“良月”、“何园”、“刃庵”、“道朗”、“人屋”、“驴屋”、“传綮”、“雪个”、“个山”、“个山驴”、“破云樵者”等许多别名。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世居南昌,其父祖都能书善画,因此,他从小就受到艺术的薰陶。据说,他8岁时就能作诗,11岁时又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他在画上落款署名时,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连草写成形似“哭之”或“笑之”字样,寓意“为故国的沦亡而痛哭,为自己的苟且偷生而苦笑”。明亡后,他隐居在南昌近郊的寺观,生活在简陋的“寤歌草堂”之中,孤寂贫寒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八大”痛遭家国之变,为僧为道,佯疯佯哑,慷慨啸歌,寄情书画,所以在他的诗跋中出现过不少隐晦幽涩的语句。在他的画中,即大多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甚至禽鸟,一足着地,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眼睛向上,以状白眼问青天;或残山剩水,老树枯枝。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他是苦心孤诣地以极其含蓄幽奥的象征手法,来表现他对清廷永不屈服的精神的。当然,他的笔下也出现过不少勃勃欲飞的凫鹤,活泼灵动的游鱼,清新疏朗的莲荷,生意盎然的花卉。
在绘画上,“八大”素以大笔、水墨、写意画为著称,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并在创作上,能取法自然,独创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而对于诗跋、书法、篆刻,也有其独特的造诣,正如饶宇朴题《个山小像》称赞说:“个山子每事取诸古人而事事不为古人所缚。”
“八怪”学“八大”,是清乾隆末期前发生的事情。而“八友”学“八怪”,也直接学“八大”,这又是发生在清亡以后的事情。他们都吸收“八大”的思想和艺术精华,运用到自己的创造中去,虽然,“八友”、“八怪”和“八大”处在三个不同时代,但是他们对于各自的政局与社会某些现象的看法,与憎恶的情绪,都大体相似。他们都敢于用自己的画笔发泄自己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并都能以各自的,犀利的笔墨对当时的黑暗统治和腐败的社会制度,表示愤慨,抨击当时的政局,痛斥当时的官僚政客,描绘人间疾苦,同情劳动人民。而他们所采用的手法,又都是旁敲侧击,即寓愤怒于题诗作画之中,并都能把写物与抒情结合起来,把客观事物与充沛的感情融铸于艺术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作品的共同的艺术特色,也可说是他们在艺术上的一脉相通。至于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的理想,抱负,虽然都不能实现,但是他们又都能对于各自的官场的卑鄙、险恶、虚伪、世态炎凉等有较深透的认识,并能较广泛地接触下层百姓,了解到下层的疾苦,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他们各自用诗画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流露出怀才不遇,无法施展的压抑和苦闷情绪。他们的作品大多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也有一些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不管他们各自受何种创作方法所指导,他们都不是对自然的描摹和超脱现实不切合实际的妄想。他们的作品,都蕴藉情愫,含蓄深沉,透过字里画面,完全可以领略到他们的苦心,体味到他们的炽热和深沉的感情,了解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探索。他们都重视观察自然,从生活中获得真实的感情,这既成了他们在各自时代里的共同创作准则,也因此而形成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风格。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都师承名家,继承和发展我国书画的优良传统。他们的这种继承,又都不是复古派那样的照抄照搬,模仿痕迹很重,而都是按照各自的时代条件,阶级状况,创作思潮,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加以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新的一代画风。总之,他们学习古人,师承名家,师法自然,目的都是为了创立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们的作品,既别具风格,而又都异于世俗。当时都被人们所推崇和重视,称扬他们的为人风格:赞叹他们的艺术成就,都称得上是自己时代里的具有革新思想的画家。当然,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都超脱不了当时文人的历史局限性,“八大”是当时一个覆亡的封建王室的后裔,“八怪”之中就有3人当过知县,特别是其中的郑板桥,虽然有时也吟过“不爱乌纱不爱钱”的诗句,但他毕竟只是一时的牢骚愤激之语,早年就热中功名,后来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东巡,辟他为随行书画史,卧泰山绝顶四十多天,他常以此为无上荣恩,刻了一方“乾隆东封书画史”的印章,这就说明他在功名利禄上还不能完全免俗。“八友”中的邓碧珊,是前清秀才,后来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就是终身不为官的其他“八友”和“八怪”,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和对现实的不满,寄寓书画之中,有时也兼有没落贵族的习气,因为,他们描绘客观景物,有时就笼罩着一层忧郁消极的色彩,很少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雄伟壮丽的气派。总之,对于他们的绘画,既要分别肯定其艺术成就,又要看到他们各自消极的一面,这样,我们才能对古人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继承其艺术上的精华。当否?还望行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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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云 男,1928年10月出生,江西省景德镇市人。主任编辑,副教授。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他步入中医药业,拜张贻孙为师,攻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书;四十年代后期,又拜瓷都艺坛画坛名家时幻影为师,成为鱼土产痴弟子”;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江西八一革命大学,从此,先后成为中共景德镇市委机关报——《景德镇日报》创始人之一。及其“文革”后的复刊主持人。景德镇人民出版社的主要创始人,陶瓷美术杂志社第一任社长,并出版景德镇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还曾一变在瓷都电大出任党委书记、并受聘为副教授,为大专新闻班主讲《中国新闻发展史》《报纸编辑学》《报纸评论学》等,景德镇人民出版社部出版他独立编著的《大家都来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部出版他独立编著的《谈谈新闻写作问题》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曾出版他独立编著的《瓷同及其高峰》一书,中国华侨出版公司曾出版他独立编著的《瓷都纵横》一书,至于他参与编著的书籍,高达近百种之多,其中包括他作为华东四省电大联编教材副主编参与编审中央电大出版社出版的《形势与政策》一书,中外合作出版的《中国的旅行》第本集、日本株式会社出版的《历代景德镇制瓷业画册》。他又是《景德镇市报业志》唯一执笔的编纂者。他有不少著作,先后被收入九洲国际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之魂》、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文献指南》集书,他还是《国际陶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入选者,他的名字和业绩,又先后被收入《当代江西学人略传》《近现 代黄山人物集》《中国著名编辑记者传集》《中国老师书画家大辞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