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余昭林 口述 刘贤诚 整理
我10岁学挛窑。做我这一行,是一个独行。解放前,景德镇的挛窑店被我余姓所垄断,而且还只有都昌县多宝乡花门楼村和仁义村的余家人。这两村,实际只是一个村,是一个祖宗的两个分支,两村相距不到半华里。挛窑技术是父传子,不传女婿。花门楼共有64户人家,在挛窑店里做事的占40%左右。
都昌余姓人独占挛窑行业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呢?据前辈传说,是在我的上六代开始的,到我是第七代,即从我村家谱的“启”字开始。六代之前再难以追溯。
很早以前,景德镇没有柴窑,烧瓷器均是槎窑,窑也很小。那时挛窑行业,全是浮梁魏姓人,别姓不能做。有时事情多,人手少,就请都昌人临时帮工,时间一长,都昌人就初步掌握了挛窑的技术。开始,都昌余姓人组织了一个补窑店,对窑炉的小毛病进行修补,或抹泥巴(叫塘窑),这样,我们懂得了窑的结构。以后窑厂逐步向市区发展,在窑厂做工的和窑户老板多是都昌人。特别是瓷器由粗而细,槎窑火力无法烧熟,因此,有人开始试用松柴烧窑,这种窑就是柴窑。据说景德镇第一座柴窑在现今胜利路中段南侧的程家窑所在地(建国瓷厂办公大楼对面)。此窑是都昌冯姓老板所建,他不愿受浮梁魏姓挛窑人的气,就特请都昌余姓人挛窑,当时我们不敢接受,担心魏姓找我们的麻烦,冯老板说:“怕什么?有事我负责!再说,他们是挛槎窑,你们是挛柴窑,我愿请谁就请谁。”这样一说,我们就承接了第一座柴窑的挛窑任务,窑炉挛好之后,经使用质量很好。事后,浮梁魏姓人还是来干涉了,这位冯姓老板的答复是:“你挛的是槎窑,我现在挛的是柴窑,再说你们也忙不过来,何必占得那么多呢?”当时浮梁魏姓人已经很少,也确实忙不过来,但主要原因还是斗不过都昌人,他们默认了。从此,魏姓的挛窑独行被打破,以后柴窑逐步发展,到民国时期,有一百多座,槎窑则由原来的一百多座剩下二十几座,店在四图里。到这个时期,挛窑这一行业,实行上被都昌多宝乡花门楼村和仁义村余姓人所垄断。到后来,槎窑也为余家人所挛,因为他们只剩两个人,根本无法进行作业。
到解放前夕,挛窑店共两家,一家在彭家上弄,共有20人,老板余昭清、余式蛟。一家在龙缸弄,老板余式新、余昭荣,共18人。老板是在技术师傅中轮流推选的,一年一轮换。其任务一是收钱,二是管账,三是分工资,四是派工。工资分配方法也是独特的,形式和人民公社时农民计工分相似,一分多少钱不知道,到年终统计了总收入,才能得出每分是多少钱。挛窑工的等级是按“四爪一股”划分,四爪好比猪的四蹄,一股就是猪的正身。挛窑学徒为三年,我学徒时每年十二块银元,我的上一辈是没有工资的,连饭都是吃自己的。三年之中,每年正月还要请店里所有的师傅吃一次酒,目的是想各位师傅在技术上多多指教。三年满师后升为“一爪”,六年后升为“二爪”,九年后升“三爪”,满十二年升“四爪”,又叫半股。在升半股时也要请一次酒,请各位师傅评议技术高低。一般来说,第一次是很难升上去的,老师傅会说你很多缺点,只有来年再评。升到了“半股”再过三年又请师傅评议升为“一股”。从学徒到一股,一般要十五六年,所以说,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挛窑师傅是不容易的,从十一二岁学徒起,到一股师傅最少也要到二十五六岁。升到了半股,也就是一个中等技术的挛窑师傅。一个半股的工人,要是瓷业生意好,窑挛得多,一年收入约计100担谷,一股比半股要高50%,一爪为25%。每挛一座窑40块银元,如果一年不挛窑,只要你这座窑在一年中烧过一次,就要付给挛窑店两石米的生活费。这两石米的来由是:挛窑多数是在正月到三月进行的,其他时间较少,没有事做时,多数人到乡下种田,有时急需挛窑,窑户老板找不到人。后来,经九窑公会研究决定,每座窑每年给两石米。挛窑的工资每年算一次,平时要钱用可以借支。
挛一座窑,一般是四五天时间,6至8人。挛窑时,窑户老板把我们当祖宗敬,三餐一点,好烟好酒。吃早饭要在餐馆的雅座,四个炒菜。中餐和晚餐是在窑户家里,均是特请高级厨师,选买上等鱼、肉、鸡、香菇、木耳、海味等十多个菜。其中只有在姓冯的老板家挛窑才吃黄花、木耳等十碗头酒,意思是饮水不忘挖井人,表示冯姓起头之意。
说到吃早餐,这里还有一段趣事。有一次,一位老板想节省钱,让我们在楼下吃,我们就点吃豆油皮等菜,这样一来,楼下比楼上的钱还多。从此以后,别人也就不敢破这个规矩了。还有一次替陶务局挛窑,他们用武力威胁我们,叫我们早晨在汪家街花鸡公茶馆吃油条。油条吃完后,几个老师傅就回家去了,他们马上派警察把几个师傅强行叫到陶务局软禁起来,为此,我们挛窑店全体工人停工不做,可是有的窑户又急需挛窑,最后又是九窑公会出面调解,请我们出来,陶务局也只好三餐一点照例执行。
其次,挛窑技术的传授是很保守的,除父子之外,学徒者若不处处留心是学不到技术的,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谈技术问题,有时父子俩在家里谈技术,只要发现一个外人走来,马上就停止谈话,生怕别人听去。以我自己学艺经历的两件事为例:一次是在锦堂窑,窑挛好以后,“窝里”烧不熟,把桩师傅到店里来找我师傅,师傅热情接待他,却叫我到厨房烧茶,我人在灶边烧茶,耳朵注意听他们说话,师傅说:“回去后,用一根线从窑门口拉到‘余堂’,看一看窑弄里的‘老土子’是否铺平整了。”把桩师傅回去用线一拉,发现“窝里”的“老土子”要低三寸,他马上补上“老土子”,再烧窑,这毛病就解决了。第二次是在老方家塘窑,是“窝里”倒了窑,把桩师傅和挛窑师傅一研究,把小器由8路改为10路(横的一排为“一路”),这样一改,倒窑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挛窑工和把桩工要紧密配合。挛窑在进行之中,把桩师傅是寸步不离现场的,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还有一点,窑挛得好,满窑满不好或者是烧不好也是不行的,经验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技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以前有几句老行话:“窑弄不天光”,“水往低处流,火往空处钻”。意思是烧窑会发生千变万化,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学徒的是处处观察师傅的操作,有些手上的工夫是在实践中练出来的,如搭泥巴,全靠手法。学徒第一步学搭泥巴,压撑砖。第二步学砌前头的“扇面”。五六年之后就让砌前面的“脚篷”,有了毛病师傅就修一下。
窑的大、小、高、低有统一的规格,相差只有几寸。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陶业局长杜重远将上江家窑定为模范窑,规定窑弄统一标准,即前头高一丈五尺三寸,中高一丈一尺一寸,后高六尺二寸,全长四丈七尺。窑篷上共有四只眼,其作用是望火,望火时,脚必须站在一个固定点上,才能看得准确。紧靠烟囱一只眼,是看瓷眼,把桩师傅在这里吐痰下去,分析痰色,就是凭这经验判断瓷器烧熟与否。解放后窑篷中间增加了一只眼,目的是加速冷却窑温。烟囱前后各一只眼,旁边一只眼,都是望火的。这些眼的安排都有特定作用的。早先挛窑,一无图纸,二无仪器,全凭经验代代相传。
挛窑店主要是砌窑篷,烟囱多数是窑工所砌,也有少数请挛窑店砌结,工资另给,每只烟囱每人2石米。窑厂工人砌烟囱是把桩、驮坯、架表、收兜脚4个人,并有固定分工,即把桩砌右手,驮坯砌左手,架表砌篷上,收兜脚砌背后。
1950年,瓷业工会联合会出面召集两个挛窑店开会,合并为一个店,同时有槎窑的补窑店4个人也合并到一起,这四十几个人,就是现陶瓷窑炉建筑安装公司的起源人。1951年市总工会又提出打破旧的行帮习俗,要带外县外姓的徒弟,我们几个老工人思想也解放,技术也公开,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听党的话,在一再动员下,带了两个外县徒弟,一个叫郑文标,安徽祁门人,十三岁;一个叫刘春林,江西新建人,十二岁。
解放后有很多新产瓷区建柴窑,均是到景德镇来请师傅,我先后到过于都、鄱阳、都昌、庐山、黎川、九江、鹰潭等地,外省有福建建宁、安徽太湖等,建了不少柴窑。随着科学不断发展,老式的柴窑仅存古窑和建国瓷厂两座。我们挛窑老工人部分已成故人,健在的只有7人,其中在职的只有4人,而这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47岁了,其余将近60岁了。
(本文摘自《景德镇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