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文德安／著　卢建英／译　方　辉／校
　　
　　人类学研究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要生产多于自身需要的产品{1}。这个看似简单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世界上诸多地区的发现都已说明剩余产品和工艺品的生产能够使人们去创造并维持各种社会关系。而且，那些耗费大量劳动的工艺产品可为它的使用者或者拥有者带来特殊的声誉。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只能用区域间评判产品价值标准的不同来解释。
　　在有关历史上剩余食物和大量工艺品的生产管理的演变与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往往只注意到了其中之一，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他们着重于解释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一般认为，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近年来，虽然更多研究已涉及到剩余食物是如何在人们的宴享行为中被消费的这一问题，但大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到剩余食物处理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意在说明，上述两种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都很重要。中国的北方地区在史前时代晚期以及历史时期早段，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作为奢侈品的具有高劳动含量的盛食器数量众多。通过揭示人们如何试图控制和占有剩余食物、特殊食物以及高级盛食器，了解这些工艺品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变化，会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分层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一个视角。
　　本书探讨了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欲如何导致社会多方面发生变化的问题。这种占有欲激发了社会上少数人对各种产品资源的竞争，并导致他们使用新的方式来标榜和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社会需求的变化促使手工业者改进生产技术和产品式样；反过来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生产产品的劳动组织的变化。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早期文明中，这些变化因素之间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然而，工艺生产的变化与国家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预见的或者是同步发展的直接关系。各种不同的社会变革，诸如社会分层化、政治集中化以及劳动分工化等等，它们的发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是同步进行的，而是具有时间的先后性。
　　本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分层社会，时间跨度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段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仰韶时代晚期（c. 4100-2600 B.C.）、龙山文化时期（c. 2600-1900 B.C.）以及拥有青铜铸造工艺的早期国家阶段即二里头文化（c. 1900-1500 B.C.）和商王朝时期（c. 1600-1046 B.C.）。从安阳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中有关贵族阶层活动的遗迹中发现了有关青铜食器和其他奢侈品的规模生产的确凿证据{2}，而这些青铜器已成为当时进行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奢侈品。
　　解释产品的生产与使用的演变过程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虑社会需求的本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包括人们是如何利用不同种类的物品来协调社会关系的。本研究分析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陶器和青铜器，尤其是在礼仪性活动中用于馈赠或者使用的贵重器物，在人们炫耀或平衡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意义。这些容器，不论对于独立的家族还是对于控制着土地等经济资源的血缘集团，它们都是身份、财富和荣誉的象征。所发现的具有高劳动含量的器物大多出土于墓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位于居住区。丧葬活动中人们把大量装有酒和其他物品的容器作为祭品放置于墓葬当中，而这些容器大多是贵重器物。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在墓葬里放置的是各种制作精美的蛋壳陶和薄胎陶器；发展到早期青铜时代，用复杂工艺铸造而成的青铜器则成为首选祭品。这种用大量作工精细的容器作随葬品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
　　笔者还认为，在古代中国，人们要求协调包括生死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动机导致了食器的生产与使用情况的改变。解释这种行为不仅要考虑在日常生活或礼仪活动中陶器或青铜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还要考虑容器中所盛食物的意义。鉴于青铜器在商代政治经济活动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一般认为，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但本研究认为，对这些高级食器的生产与使用的控制并不是政治集中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社会分层化的基本原因应是对剩余食物、种植和准备这些食物的劳动力以及对贵重食物和食物容器的占有权。
　　
　　奢侈品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已经开展有关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工艺生产体系演变过程的研究，但在中国尚属空白{3}。一般认为，随着酋邦社会向国家社会的演进，手工业生产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即由兼职专业化转变为专职专业化生产{4}。工艺专门化指的是消费品的生产超出了个体家庭的范畴{5}。这可以理解为人们有规律地提供某种日用品或者某种服务并与其他人进行交换的一种过程{6}。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不仅仅与社会复杂化有关，因为它并非分层社会的专利，在社会发生分化之前这种现象已经出现{7}。
　　以往许多研究都集中于奢侈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变化，因为这些物品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分层社会中它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8}。跨文化的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显示，一些珍贵原料被精心制作成容器、个人装饰品、衣服、武器或者特殊的食品和饮品等。从所需原材料或者生产过程来看，以上物品的制作成本相对较高。需要国外进口（原材料或制成品）和耗费大量劳动制作而成的物品尤其贵重{9}。其中一些奢华的物品{10}作工过于精细，以至于因为极易破碎或者体型过大而不可能作为普通用品来使用。
　　现有研究成果大多着重解释贵族们如何控制那些具有高价值而又相对稀有的奢侈品的问题{11}。贵族们渴望获得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军事上的控制权{12}。对他们来讲，经济控制能力是获得并加强其政治权力的必要前提。
　　通过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贵族们可以积聚剩余资源和财富，并在利用其维系原有力量的同时，积极吸纳更多的追随者。他们可以利用奢侈品公开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还可以将其作为礼物赏赐给同一利益集团中的拥护者， 以换取他们的支持{13}。为此，贵族们总是在寻求外邦奢侈品或原材料的稳定供给。因为这些“进口”物品（通过物质的、形式的以及图像的方式）代表了获得贵重物资以及与外邦贵族们（包括拥有新的意识形态的贵族）所信仰的神灵保持广泛联系的能力{14}。因此，精英贵族阶层总是利用不同的策略来积聚财富和炫耀权力，其结果是导致合作式联盟或者分权政治的出现，亦或者形成集团的或者个人的****统治{15}。
　　无论个人或是集团，控制奢侈品的生产是其提高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格德曼（Goldman）提出了地位之争导致工艺专业化的观点之后{16}，许多学者认为，伴随着社会复杂化的不断发展，奢侈品生产的劳动组织也会发生改变。贵族通过对专业工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可以有效地控制奢侈品的生产{17}。通过控制技术熟练的工匠，可以确保其对奢侈品的支配权{18}。因此，贵族们在其控制的范围，诸如家庭、宫殿、神庙之内或者附近建立生产作坊以实现对奢侈品生产的较彻底地控制{19}。生产技术的复杂化，也使得对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20}。因为富含较高劳动强度的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同分层社会有关，所以，这一现象也暗示了这种附属的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是同权力集中化联系在一起的{21}。这种附属性的专业化生产与独立的专业化生产（即工匠们拥有自己的经济决策权的专业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

　　在产品流通的三个环节当中，贵族们通过投资来控制奢侈品的“生产”，要比控制它们的“分配与消费”更为有效。对贵族来说，不管这种物品有多么重要，购买“进口”产品的财力或需求力都不是获得经济权力的稳定来源。当他人寻找到另外的交换渠道或者生产出仿造品时，贵族就会失去对财富来源的控制{22}。
　　
　　再论奢侈品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等级社会中贵族对奢侈品生产与分配的控制理论只适用于一定范围。例如，位于美洲中西部地区的卡哈恰（Cahokia） ——密西西比文化的中心，考古发现证明对奢侈品的控制只是暂时地延缓了当地政权建立的标志物——土墩建筑——的修建{23}。而且，对于卡哈恰与蒙地危尔（Moundville）{24}来说，奢侈品与原料的远程贸易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卡哈恰，进口原材料制成的奢侈品只是为满足本地贵族的消费，而不是用于远程贸易。
　　即使在早期国家阶段，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生产进行控制的观点也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印度河流域与近东地区，是国家的形成影响了附属性专业化的出现，而不是生产专业化导致国家的形成{25}。而且，在印度河流域，城镇中心地区的奢侈品是用本地原料制成，而不是依靠进口原料{26}。在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研究中，这些可能性也应该被考虑进去。制度化的经济支持更加有利于增强对财富的控制力，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仅存在于早期文明阶段{27}。
　　而且，奢侈品也可能不是权力集中化的关键。哈斯（Haas）首先提出，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形成取决于贵族阶层获取生存资料控制权的能力{28}。厄尔（Earle）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政治权力的获得至少需要对农产品的部分控制权{29}。这包括对土地（尤其重要）、相关技术（如灌溉等）以及剩余产品的分配或储藏等方面的控制。贵族阶层利用一整套财政制度从平民手里征集产品，然后利用这些产品维持并扩大支持者的数量。他们会在公开场合举行宴享以吸引追随者，并以之作为对他们所做贡献的奖励，或者用这些产品进行远程贸易{30}。
　　以往研究中的另一局限性是过于强调附属性专业化与独立性专业化之间的差异。民族学资料表明，对手工业者的控制程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发生重要的变化{31}。奢侈品也可以由独立的专业工匠来生产，这一现象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例如，在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峡群岛上仍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复杂社会中，那些制作实用珠子的独立工匠也可以制作具有高劳动含量的珠子——一种非常重要的奢侈品{32}。此外，即使在国家阶段，拥有特殊技能的匠人偶尔也会被调作他用。在非洲的阿善堤社会，被国王委任专门负责制作凳子等宗教用器的木匠也会为平民制作一些实用物品{33}。近东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附属性质的专业工匠既要为贵族制作贵重的礼仪用器，也要为他们生产日常消费品{34}。而贵族们甚至自己也制作礼仪用器{35}。人们逐渐意识到，在酋邦及国家社会阶段，工艺生产组织的差异是相当大的{36}。
　　要更加准确地解释在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中工艺生产的变化，仅仅研究贵族们的行为是不够的。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重大变化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会得到体现，表现为更多的家族可以生产和消费奢侈品{37}。许多跨文化的民族学实例均已证明，具有高劳动含量的产品在中等复杂程度的社会（middle-range）或者等级社会中已被普便使用{38}。众多家族利用这些产品来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一系列个人或集团在他们不同的社交范围内使用的经济手段都应加以研究{39}。
　　社会政治复杂程度的变化在社会单位中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种不同的功能差别{40}。也就是说，存在两种不同的进程，即社会不平等性的强化以及社会异质成份的增多，而且这两种进程并不是同步的{41}。社会不平等性的强化包括社会分层化的发展和政治的集中化；而社会异质成份的增多则涉及了社会内部差别的扩大或者社会群体中人口分布的变化。本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便是探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分化相关的奢侈品占有方式的变化”。社会分化的程度往往依据社会中的层级数量以及各阶层拥有不平等特权的程度来衡量。
　　更确切地说，随着国家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组织发生着潜在的变化。本研究中使用“资助式”专门化一词要比附属式专门化更为恰当，因为它更准确地描绘了史前时代晚期以及历史初期社会可能存在的生产组织的范畴。手工业生产组织应该被当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来看待。史前时代晚期个体家庭偶尔投资于专职的手工业，生产奢侈品以满足一些特殊场合的需要，这一现象标志着这一连续过程中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束{42}；然而，这一过程另外一个结果则是，占有大量资源的贵族家庭也开始投资于那些专门的日常用品生产。
　　
　　社会复杂化进程中陶器的生产与使用
　　
　　中国北方地区盛食器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陶器生产在其他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是不同的。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陶器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奢侈品。一直以来，陶器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一直被看作社会分化过程中的非重要因素。事实上，它们更适合进行有关社会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组织的研究。
　　许多有关陶器生产的劳动组织的研究主要讨论了陶器生产模式或者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等问题。生产模式的不同表现在生产规模、所使用的劳动力与资源的数量以及生产陶器的数量等方面{43}。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实用器的生产由兼职的、小规模的向专职的、独立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过程的探讨。而且，随着国家的发展，交换体系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在中美洲的一些地区，陶器及其他产品的区域性的交换市场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44}。
　　国家是与陶器的大量生产相联系的。判定大规模生产以及专职的、独立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民族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国家社会阶段由专业的匠人在生产作坊里制作的陶器在形制、纹饰及其他特征方面都趋于高度的标准化{45}。同样，伯利兹{46}、墨西哥{47}、近东{48}以及埃及{49}等地的考古学研究显示，高度标准化的陶器与国家社会有关。这是因为国家拥有为数众多、分布密集的人口，为满足需求，对于陶工来说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提高生产效率。
　　一般认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器物会变得越来越标准化。赖斯（Rice）提出了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即等级社会向国家阶段的过渡应当伴随着多种陶器的大规模生产的发展{50}。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会促使工匠提高陶器的标准化程度，尤其是实用陶器的生产。与此同时，陶工们也会增加奢侈品的种类{51}。
　　对于有关以陶器的高度标准化来肯定专职专业化存在的观点我们需要做进一步地论证{52}。此外，目前的研究也未对城市中心地区与农村聚落区陶器的标准化程度的差别进行充分地比较。对于农村地区的陶工来说，提高生产效率不可能是主要的刺激因素。在标准化研究中还应该充分考虑其他因素如器物功能{53}以及陶工的生产经验{54}等。
　　而且，陶器生产组织变化轨迹的或然性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例如，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劳动组织的变化可能不是渐变；相反，它们可能是在国家形成以后发生突然性改变的。而且在国家社会，陶器生产组织的模式可能不只一种。一部分可能被贵族控制，而其他的则是独立的生产组织{55}。对于陶器生产的行政管理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在墨西哥奥哈卡（Oaxaca）地区的早期国家阶段，社会对陶器生产的行政管理较少，而物质投资占较大比重；埃及的专职专业化则是在国家形成之后才开始作为一项经济策略发展起来。在早期王朝阶段，统治者攫取了实用产品的生产控制权。这是不稳定的国家政权提高财政收入的一项策略{56}。

　　对于中等复杂程度的社会来说，陶器的专业化是很难想象的{57}。温德鲁（van der Leeuw）及其他学者发展的研究陶器生产组织模式的类型学方法在有关酋邦和国家的研究中已经引起争论{58}。对于此，一种主流的批判性观点认为，在生产的强度与规模方面，这种类型学研究对家庭手工业与独立的作坊手工业的划分过于明确。比如在墨西哥古典期（Classic Period）的厄塔拉（Ejutla）遗址，更多的陶器与其他工艺品是在家庭中制作的{59}。同样，“家庭手工业”一词掩盖了古代中国的生产中存在的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变化。喀麦隆的富拉尼人生产陶器较少，他们把制作陶器看作是下等身份者的行为{60}，与古代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情况形成对比{61}。而与中国史前社会晚期情况更为相似的民族学例子如中印度地区，在那里制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是一个由男人组织起来的包括六个家庭的集团，他们为整个村落制作陶器{62}。
　　对工艺生产劳动组织的探讨应该通过对诸如劳动强度（生产时间）、生产规模等变量的研究来进行，而且在讨论不同变量时应使用不同的标准{63}。高强度的生产包括以提高产量为目的的更高的生产效率{64}。这一过程也可以被解释为降低生产中劳动力的投入{65}。本研究并不认为中国北方地区随着国家的发展劳动组织一定发生了改变。在特定的模式中，陶器生产强度的变化更有可能发生，而生产模式不一定发生彻底的改变{66}，而且这种常因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有关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都应重点讨论有关人类行为动因的问题{67}。尽管如此，目前只有很少的研究将各类产品的消费类型与其生产类型联系起来考虑{68}。然而社会需求应是推动工艺生产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69}。
　　本书讨论的是，社会对特定种类食器的需求的变化是如何促使陶器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或增加劳动力投入的。此外，正如其他学者提到的，研究中要考虑多种奢侈品的生产{70}。因为当人们追逐权力的时候，他们可能灵活地改变原来的计划，摈弃一些产品种类而改用其他物品。本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部分便是有关高级陶器生产向
　　青铜器生产过渡的探讨。
　　
　　中国北方地区陶器和青铜器的使用
　　
　　张光直首先论证了食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71}。事实上，在冶金技术出现的早期文明中，如此重视盛食器的生产应是中国的特色。在二里头文化及商王朝时期，政治****的基础便是统治者对上帝和祖先祭祀权的独占{72}。正因为青铜器是维护政治****的关键，统治者才首先要控制青铜器的生产，而不是其他种类的奢侈品的生产。在祭祀祖先或者重要统治者的葬礼上，青铜器被用来烹制和盛放食物。此外，它们很可能也用作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的盛食器。
　　除了张光直的重要论述之外，关于青铜器的使用、它们作为财富与权力象征的功能以及为什么会成为贵族们青睐的祭祀用器等问题的讨论相对较少。考虑到陶质盛食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的地位与青铜器同样重要，对古代中国的食物在社会、礼仪活动中的地位的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正如道格拉斯（Douglas）所说：“食物是人类用于建立和维持其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73}。由此，青铜器和陶器的生产与消费行为之间的联系就易于被理解了。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在早期青铜时代，盛食器为何成为用于炫耀政治权力的工具以及他们何以成为政治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相关的论题便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们在何时何地首次利用盛食器来协调社会与政治权力关系。
　　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认为，分享美食和美酒可以巩固共享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纽带{74}。一方面，分享饮食的人们视彼此为一个暂时或永久的群体中的平等成员。这种分享饮食的亲密行为可以增强被邀请者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分享食物也可以从侧面暗示未被邀请者不属于该联合集团的成员{75}。此外，主人的目的还在于通过炫耀他们积聚和提供大量昂贵食物的能力来提高自身的威信。特别是提供烹煮食物能带来更多的荣耀，因为这代表了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源与社会关系网{76}，同时也包含对燃料等其他资源的消费权。食物共享也是一种交换。一个集团在向另一集团贡献食物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义务关系{77}。最终，这些被赠与者通常必须用劳动来偿还，而对于他们来讲，这种偿还有时很难说是自愿的。这种过程也可能会带有反抗行为。
　　前人研究仅涉及了与食物的准备、分配、消费有关的社会关系以及陶器的相应变化等问题{78}。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宴享也是个人用以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如在秘鲁{79}、中美洲{80}、菲律宾{81}、美国中西部{82}和西南部地区{83}、欧洲{84}以及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中已有涉及。但大多数研究并未考虑到历史的演进问题。不过，正如本书所要尝试的，也有一些研究已把宴享的变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的改变以及生产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了{85}。
　　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宴享是协调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食物也是财富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用各种方式积累和投资以维持或者提高拥有者的经济地位。食物可赠与其他人以交换产品或劳动等服务，这也包括诸如家族之间的义务关系等在内的互惠式交换。或许有野心的家族可能试图通过积聚并赠与他人食物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食物的馈赠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它可以建立一种义务关系，要求接受馈赠的一方要始终保持这种社会关系。为了加强与外部的联系，这些家族可以利用食物的馈赠来扩大与远亲家族或没有任何关系的群体之间的义务关系。
　　本研究讨论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宴享的类型以及对盛食器的拥有权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可能会由统一的宴会以及对食物和容器的广泛占有权的模式发展到具有排他性的、竞争性的宴享形式。研究中引用了众多历史学家以及艺术史学家如索普（Thorp）{86}和江伊莉（Childs-Johnson）{87}所做的有关商王朝时期盛食器的有益研究。
　　另外，与之相关的还有关于西周青铜器的研究，特别是罗森（Rawson）的研究，她利用历史学和人类学资料探讨了社会对奢侈品需求的改变如何影响生产与消费的形式{88}。在库珀（Cooper）有关贵族宴会{89}的创新研究的基础上，库克（Cook）提出{90}，西周时期贵族们向政府或者本质上具有同盟意义的经济共同体{91}贡献青铜器，说明当时存在一种贡纳经济关系。皮朋（Paper）重点讨论了中国历史中酒和食物在宗教礼仪活动中的重要意义{92}。根据三人的研究，笔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那些与食物和容器有关的活动和意识形态开始出现。本书也试图在吉德炜（Keightley）{93}和皮尔森（Pearson）{94}以及更多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食器进行探讨{95}。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了模式分析法，即提出并证明某种社会发展模式的合理性。这一模式概括了古代中国北方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生变革的多种可能性方式。在人类学方面，模式是对特定条件下有待检验的一个变量影响另一变量发生变化的方式的简单描述。而人类学模式也归纳了公认的象征变化轨迹的物质标准。尽管模式是对事实的简单化，但也不失为解释社会变迁的有效方式。而且其他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资料来检验模式的适用性。本书所研究的模式概括了在社会不平等性加剧的背景下奢侈品的社会需求的改变如何影响了工艺品生产的变化。

　　笔者讨论的社会变迁模式包括食物的馈赠是如何加剧社会内部的等级化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统一性等问题。构建这一模式，首先要了解有关跨文化的等级社会时期的民族学研究，即对用于协调不同社会关系的食物及高劳动含量的工艺品的使用信息的研究。任何关于工艺品生产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一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其次，要分析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民族地理学和历史学在食物、工艺品价值以及社会分层原理等方面的相关资料。然后，利用这种模式来讨论高劳动含量的陶器、实用陶器（用于家居日常生活）以及其他种类的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的演变情况。
　　这种社会发展模式认为，古代中国埋葬礼仪的关键性因素是提供给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需要的食物与饮品。从一个基本的角度讲，这是一种互惠的交换方式，因为孩子们总会以他们曾经得到的关怀回馈于去逝的父母。活着的家庭成员也有义务为他们死去的亲属提供在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的食物和饮品。书中所提的另一个更为普遍的事实便是，人们把葬礼作为与祖先沟通的初始方式。并且，对未来经济安全的渴望促使哀悼者一直不断地保持与祖先的联系。他们认为，只要为祖先提供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的食物，祖先便会保佑他们兴盛不衰。这种赠与是一种社会投资，因为生者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从他们死去的亲人那里得到回报。
　　该模式进一步提出两种可能发生的食物交换方式，即生者与死者之间、葬礼组织者与其他哀悼者之间的交换。在日常生活与葬礼等社会生活当中，宴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家族甚至社会范围内，举办宴会都是建立和加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举行葬礼的家族要办规模或大或小的宴会来宴请其他哀悼者。
　　正如这一模式所概括的，生者将从经济角度决定如何把众多的食物和器物资源投资于这两种交换。对于重要的高等级人物的葬礼，家族会为其随葬较多的物品，同时提供更多的食物给哀悼者。葬礼是公开地为死者及其血缘集团提高声誉的一种有效手段。家属们会利用举行葬礼的机会，通过给哀悼者和死者贡献食物来提高本血缘集团中死去的或活着的成员的声誉。葬礼宴会（和日常生活中的宴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许还带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在竞争性宴会上，家族试图通过从本地或者外地获取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这一背景下，食物馈赠和与之相关的容器在数量上和品质上会不断提高。食物在有限的财富列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有能力举办宴会以协调劳动和资源问题的家族也越来越少。这一研究模式认为，食物的准备、分配以及公共消费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一定种类的盛食器生产的强化，特别是盛放珍贵食物和饮料的容器的生产。因此，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共同导致了食物生产的强化，从而引起陶器生产的强化和多样化。
　　这一模式也概括了上述变迁可能涉及的多个方面。例如，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陶器的生产可能要比用于墓葬的陶器变化更为显著。或者，可能有诸如精美的玉器产品等更多与食物无关的工艺品生产逐渐出现。后面章节利用史前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考古资料讨论了这一模式的适用范围。同时也考虑到，在同一范畴内中国北方地区的人们是否像他们利用墓葬一样选择用房屋建筑来标示他们的社会等级关系{96}。
　　本研究认为，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社会变化的本质与速度并不同步。甚至世界上同一地区范围内，社会政治组织方面也可能涉及相当多的变量，尤其是在中等复杂程度的社会中{97}。人们已经意识到，社会的不平等性也是有波动的，它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经历着发展、竞争和衰落的循环过程{98}。
　　
　　经济关系变更指示器——墓葬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墓葬是体现工艺生产变化的重要信息载体。把墓葬同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区域性研究结合起来考虑，便可从中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料{99}。这一研究与笔者早期的相关研究{100}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101}不同。它讨论了埋葬礼仪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工艺生产变化的。目前关于陶质丧葬用器生产的研究甚少{102}。虽然“埋葬”仅代表了一系列葬礼仪式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可以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变迁的很有价值的信息。古代中国的随葬品，特别是盛食器的随葬，代表一种经济投资，因为它可以延续直系的血缘关系并借以增强与外界的联系，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103}。
　　本研究里关于社会变化发展的模式中引入了近年新出现的墓葬分析法。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在对丧葬礼仪本质问题的研究中考虑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问题。这一点卡尔（Carr）在他民族社会方面的广泛研究中已经有过论证{104}。同样，在解释等级化的社会关系时也必须考虑产品在当时社会中的意义{105}。
　　参加葬礼的人群代表了死者与生者所属家族的社会关系网。其他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已经认识到了考虑哀悼者的社会目的的重要性。“死亡”令社会关系突然改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协调新的社会关系{106}。对于哀悼者（死者家属）来说，葬礼是履行他们与其他哀悼者之间的经济权利与义务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手段。葬礼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活着的家族成员的社会野心{107}，为死者埋葬的物品则取决于生者的目的。哀悼者可以利用葬礼来显示个人或者集团的财富。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丧葬是带有欺骗性信息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的看法{108}。不过，跨文化的民族学调查已经揭示了一些关于丧葬礼仪的典型模式。与前人{109}一样，卡尔也发现，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是人们用以显示其社会等级的一种主流趋势{110}。年龄是另外一种经常使用的社会尺度。它影响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的规模以及他的社会地位{111}。最重要的是，从文献和考古学资料来看，古代中国存在一种极为鲜明的模式，即不论对于德高望重的死者还是对于活着的提供丧葬用品的亲属来说，随葬品的数量与品质越来越成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直接象征。
　　正如斯维治（Savage）所指出的，在埃及，墓地可能代表着具有资源交换关系的血缘集团{112}。本文认为，在中国北方地区，诸如人口密度的升高以及可用基础资源的减少等因素最终导致了个体家族和血缘集团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的竞争。血缘集团不同支系间的竞争导致了血缘集团内部分支体系的增多以及财富方面的巨大分化的出现。支系竞争涉及在结构与功能上相似的集团。这些集团跨越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既包括领导者，也包括追随者{113}。本文进一步提出，相对于单个家族来说，集团中的张力加剧导致了这些血缘集团的进一步分裂。最终，血缘集团内的一些分支成员使其他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才对生存者有更强的影响力。因此，就研究中国古代
　　社会与经济组织的变化而言，墓葬遗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
　　
　　本书提纲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对于社会变迁的系统研究方法还是一种较新的尝试。大多数关于黄河流域史前社会晚期和历史时期早段的研究都倾向于使用历史学或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书中第二章介绍了本研究中引用的基础资料，包括有关历史时期早段的文献资料以及墓葬或聚落遗址中出土的器物资料。同时，因为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进行有关社会变迁的区域性分析，所以该章概括了研究中可资比较的地理单元。研究涉及的两个主要地区分别是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本章同时交待了每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即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情况。另外，书中还解释了有关盛食器社会需求的讨论中所引用的历史文献的性质。
　　书中第三、四章深入讨论了社会的发展模式，包括食物以及盛食器的竞争如何促进了社会的不平等化和工艺生产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推进有关中国史前时代晚期的研究，第三章介绍了世界范围内关于等级社会的民族学资料。大量资料显示，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宴饮的性质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框架基础上，第四章引用中国有关高级分层社会的早期历史文献资料来探讨食物和容器的使用所产生的社会的交互作用。从而得出结论，即随着社会竞争及社会分化的加剧，在丧葬或其他性质的宴会中使用的食物和容器一定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手工业的生产。
　　第五、六、七章引用大汶口文化时期（仰韶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以及早期青铜时代的资料以验证这一社会发展模式。由于能够获得的墓葬资料比聚落资料更为丰富，文中对于消费模式演变的讨论要多于生产模式。因此，这几章利用1000多座墓葬资料以及少量的聚落资料分析了工艺品（与玉器及其他物品相对应的盛食器）的使用权的变化。聚落遗址中有关陶器变化的发表资料有限，加上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背景不同导致了资料覆盖率的不平衡性。比如，山东省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资料多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大汶口文化时期；而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的聚落遗址中的陶器资料较多；河南安阳商代遗址的发表资料提供了大量同早期青铜时代手工业生产与消费相关的信息。通过对器物以及直接与生产有关的考古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手工业生产确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书中第五章认为，葬礼中具有竞争性质的宴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出现，此时某些工艺品的使用权变得更加有限。第六章讨论了龙山文化时期食物及其他财富的使用权限的进一步收缩以及宴会的私人化倾向。新石器时代晚期，纵向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在性质以及发展速度上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对于生产技术复杂的奢侈品的使用权也变得更加有限。通过以上几章的分析得出结论，即在新石器时代所有陶器的生产仍然是家庭式生产，投资专业工匠的情况并不普遍。虽然新石器时代晚期诸如玉器等其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也发生了变化，但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控制还是有限的，并且是偶然的。
　　无论是食物馈赠的规模还是墓葬中的随葬品（青铜器和陶器）在早期青铜时代都有一个明显地提高。同时，诸如玉器等其他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虽然以往的观点认为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商王朝时期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本书第七章认为，当时的经济权力关系仍然是波动的。另外，此时期奢侈品种类也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参与有关。
　　第八章总结了本研究的实质与方法论问题。笔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阶段促使手工业生产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血缘集团中不同支系间对基础资源（上等土地、剩余食物及劳动力）的竞争。这种竞争促进了日常生活和葬礼中竞争性宴会的产生，以及更多种类的高级食器的生产，包括死者专用的冥器生产的发展。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陶质日常生活用器的生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种社会竞争，包括试图为重要死者赢得殊荣的渴望，促使陶器生产发生变化。蛋壳陶的产生则是其发展的极至，并最终导致了更为显赫的器物群——铸造青铜容器——的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器最终取代了陶器的地位。由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复杂性，贵族投资应当是生产的必然。但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生产与分配进行集中控制的现象应是国家产生之后才出现。而奢侈品生产的规模与强度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器生产，则是与国家的形成过程相关的。在中国北方地区，与权力集中化有关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很可能是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基础经济资源的控制。即使在国家产生以后，某些家族还争相利用食器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的多样化。
　　
　　编者按：译文中所引用文章注释由于篇幅过大，未采用，望读者见谅，如读者有兴趣，可直接阅读文德安教授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