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景德镇的近现代陶瓷历史，“余鼎顺”瓷号和它的老板余昭华是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尽管“余鼎顺”退出历史舞台已经近六十年，也尽管其窑场、老屋与坯房都已被现代的钢筋水泥筑起的高楼市场所代替，然而其无形的或曾经的遗存依然铭在了许多老人、陶瓷历史爱好者或是这样那样的史料里。
自然，对“余鼎顺”最初的印象和了解，是来自于书本。而当面对余昭华后人的讲述，其故事依然是那样的鲜活，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一个九岁的小孩跟随父母，从都昌乡下来到景德镇讨生活，从学徒到读书、到创业，再到新中国景德镇市副市长，讲述者对余昭华的人生轨迹和人格魅力始终充满着敬仰。
这里所说的讲述者，是余昭华的孩子余祖来和余祖继两兄弟，他两都是已退休多年的老人。

《瓷器》记者 张钧和 文/图
青峰岭

余祖继退休后，被单位返聘，办公的地方是景德镇交通主干道珠山中路的一座七层高的楼房里。推开办公室窗户，原其父亲买下的罗家窑尽收眼里，只不过窑场已经变成了一座商住两用的大楼，就在邮局的隔壁。
认识余祖继，是经其哥哥余祖来介绍，那时候哥哥常年在外读书和工作，对家里的事情，弟弟相对清楚一些。余祖继取出便签，在上面画了一张草图，是他家老屋的平面图，正屋三进，中厅最大，后来作为厂里的礼堂，搭了一个舞台之外，还可容纳500名观众。
老屋坐落在青峰岭，建国贸陶瓷商城的时候，这个老屋一边的房子都拆了。现在青峰岭只剩下单边了，弄口还有一个圆形的弄门，也许是经历了岁月的淘洗，门楣上的青峰岭三个字已经很斑驳了。附近的居民都说，这里曾经住了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他们所说的大老板，指的就是余祖继、余祖来的父亲余昭华。
余昭华，1910年10月12日出生于都昌县矶山余家湾一户名叫余仕奎的农户家里。对于都昌乡下，余氏兄弟都说曾经去过一次，余家湾在鄱阳湖畔，一里之外就是鄱阳湖外湖。村子不算大，八九十户人家，都是余姓，当地村民以种田为主，以打渔为副业，几乎家家有渔船。
余仕奎只有一亩八分田，仅靠种这点田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加上连年旱灾水涝，余仕奎家的日子已经是举步维艰了。1917年，为寻找出路，余仕奎带着妻儿，举家徒步来到了景德镇。
余祖继曾听祖母说过，他们来景德镇，行李很简单，一根扁担，前面挂着被子，后面挑着小孩，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余仕奎到了景德镇，经人介绍，在窑户冯茂和瓷号打杂工，他的妻子则帮别人做奶妈，另外还要帮三十多个人洗衣服。余祖来说，他曾听说，祖母做奶妈的时候，每天要卖三盅半奶，以此来补贴家用。
他们来景德镇很长一段岁月，是在薛家坞租住的小房里度过的，住到青峰岭宽敞、豪华的大屋子，那是到了余昭华当了窑户老板发家以后的事情了。

发家

说起余昭华的发家，还得从他上学发生的一件事说起。
按理，像余仕奎这样的家庭是很难供养孩子读书的。在余昭华9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进了冯茂和瓷号的坯房里学刹合坯，三年出师后，按照行规，他又帮师傅干了三年活。这时的余昭华已经掌握了一门好手艺，可以干活养活自己，然而父亲的一个想法，却改变了余昭华的人生轨迹。在余昭华出师后，余仕奎已经在作坊里当了做头，后来离开作坊做起了豆腐生意，并开了间小茶馆，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就想让儿子进私塾读书。于是，余仕奎便将15岁的余昭华送进了南山念慈庵读书。
在念慈庵读书的，大多是窑户老板的孩子，家境都比较富裕，相比较而言，余昭华就是“穷”孩子了，加上当时余昭华读书启蒙晚、个头大，私塾里的学生都看不起他，经常讥笑他“个头大，人寒酸”。受着这种气，余昭华心里十分难受，于是，他便暗下决心，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做窑。
1927年刚过春节，余昭华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父亲，说他年后不想去读书了，想先从经营坯房做起。知子莫若父，对孩子的才智和聪明，余仕奎还是看在心里的，这也是他之所以送余昭华去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希望儿子将来有所出息。现在，儿子主动提出来，余仕奎也就答应了。
于是，余仕奎拿出家中全部积蓄，并向亲友借贷一部分资金，在薛家坞附近租了一间坯房，做三只利坯的二白釉对锅茶碗（生产成型与瓷器营业均在一个作坊），并挂起“余鼎顺”招牌，这年，余昭华17岁。
刚起步，作坊小，“余鼎顺”并没有雇请工人，老板就是伙计，好在父子都曾从事过陶瓷行业，余仕奎曾当过做头，因此，在生产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家全员上阵，并有详细分工，余昭华刹合坯，其父打杂，其母做伙夫，一家三人，克勤克俭，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营业的扩大，便雇请了一些工人。余昭华便专司经营管理。
虽然读了两三年私塾，但余昭华系工人出身，他知道要占领市场，必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而要提高产品质量，必须抓住两位关键人物：一是管事先生，二是做头的（类似生产组长，有人事权）。每逢大年初一，他都先到这两位师傅家拜年；平日上门访问，发现生活上有困难，立即解囊相助，或安排家属在坯房做临时工作。在工作中虚心求教，尊重、信赖，使他们有责有权，尽力尽责。
他在抓好产品质量的同时，还非常注意交易中的信誉，客商订购的瓷器，总是按期交货，从不拖拉，也从不以次充优，有一次，一客商所订瓷器即将到期，家中实在无货，他便以高价从别的瓷号买来瓷器，按时按质按量交付买方。经过数年经营，余昭华家业不断扩大，陆续购买坯房三幢，住屋一幢，成了中等窑户。
也就在这时，余昭华一家搬到了青峰岭。

行商

余昭华事业的快速发展期，是在抗战时期，但这并非是发国难财。他的快富，靠的是他的胆略。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没有被日军占领，但战火还是蔓延到了景德镇，最直接的，就是日军飞机对景德镇的多次轰炸，对景德镇的瓷业和老百姓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之景德镇陶瓷通往外地的几条道路被日军封锁，景德镇的瓷业迅速萎缩。因不少坯房、窑场被日军炸毁，许多窑户纷纷席卷资财，逃往乡村避难。景德镇的失业工人也由此剧增。
如果回到都昌乡下，那么自己呕心沥血所经营出的一番事业又得归零了，这时的余昭华第一时间就把回乡避难的路给堵死了。那么，选择了留在景德镇，就必须正视眼前所面对的一切困难，找准一条符合当时环境的路子。
余昭华想，瓷器，特别是日用陶瓷，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市场的需求依然会十分旺盛，现在，许多窑户老板关业停产，留下来的市场空间就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这就是商机。于是，余昭华对“余鼎顺”的经营做了细化。他把“余鼎顺”作坊的生产管理完全交给父母管理，自己则抽出身来，全心经营陶瓷销售，成为一名陶瓷行商。
抗战之前，一般都是外地客户到景德镇来买瓷器，因此，余昭华走出景德镇的机会就比较少，现在，销售模式完全改变了，他必须走出去。他走出景德镇的第一站是安徽屯溪。他在景德镇收购日用瓷，雇人运到屯溪，然后转卖。屯溪与景德镇一脉相邻，相隔不远，但受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这条路却不是那么太平。原红极一时的“青山窑”老板陈青山，就是因送货到屯溪的路上，遇到匪徒而人祸具亡。
有一次，余昭华在屯溪得到浙江绍兴的瓷器十分奇缺，于是他连夜赶回景德镇，收购了一批二白釉和灰可器，运往绍兴。结果不出余昭华所料，没几天，他所带去的瓷器一销而空。回来的时候，他把当地的布匹等生活物资，又运到景德镇销售，一来二往，余昭华从不打空手。
这时的余昭华，开始十分重视浙江几个城市的市场了。为了能使自己在浙江站稳脚跟，余昭华颇下了一番工夫，除了诚信，他还在当地的慈善业做了些事情。有次在赈济灾民的时候，余昭华一次就捐出了40石大米，震动了绍兴城。余祖来回忆说，尽管当时绍兴城有点乱，但他家的瓷器在那里从来没有被偷、抢过，也许这和父亲所做的慈善有关吧。
绍兴市场被打开后，余昭华便在绍兴租下房屋，与人合伙开设“华昌胜瓷庄”，自任经理，专营瓷器批发，同时还在宁波、余姚、苏州等地开设栈行。各地经营点的资金全部汇到景德镇，旺季用以发展生产，淡季则购进白土、窑柴、大米和瓷器。生意越来越兴旺，名气也越来越大。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把瓷器安全运到绍兴，却不是那么一番风顺。有一回余昭华运瓷器到绍兴的途中，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所带瓷器大部分被炸毁，他自己也在这次轰炸中受了伤，差点命断途中。
在每一次往返之前，余昭华都知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尽管如此，他还是知险而冒，不经历风险，哪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胆量哪能做一番事业，就像景德镇的瓷器，不经过火的洗礼，哪能成器。

开明窑主

由于余昭华熟悉瓷器供销业务，营业迅速发展，资金不断扩大，到了抗战胜利结束后，“余鼎顺”已经发展壮大，拥有窑厂1幢、坯房7幢、家屋2幢，烧作两行齐全，自行彩绘兼行商，雇工108人，成为景德镇一位颇有实力的大窑户。
在生意场上，余昭华为人豪爽、有胆有识。在为人处事方面，依然彰显着他的人格魅力。
余祖来的妻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文革”期间，她拿着家里的粮油本去米店打米，米店工作人员打开粮油本，发现她是余昭华的儿媳妇，就说你的公公人真好，然后就对她说余昭华怎么怎么的，她赶紧劝卖米的人不要谈论了。因为当时余昭华受到了冲击，人们都怕谈论余昭华。卖米的人说好就是好，我不怕。
余昭华身高1米7左右，体态较胖，人家叫他“团头”。余祖继回忆说，还是住在青峰岭老屋的时候，父亲的社会地位已经很高了，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哪怕是弄里的小孩子碰到他的面叫一声伯伯、公公之类的，他都会笑眯眯朝小孩点点头。余祖继记忆犹新的是盛夏纳凉，他会自己搬来竹床放在老屋的门口，和街坊们聊天谈笑。自然，如果街坊们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余昭华也总是有求必应。
原余鼎顺的老员工段木艮在一次受访中这样回忆余昭华的：“我是1946年到余昭华家里学徒的，他是我的师傅，我跟师傅多年，他很了解工人疾苦，对工人很好，从来不摆架子，无论什么工人到家里，都客客气气，总是先喝盅糖水，再敬上好烟。”
伍师傅和父亲、兄长都是原余鼎顺的员工，他是剐坯工。他说，解放前夕，镇里许多人听说解放军要打过长江，人心惶惶，很多窑户都停了工，老板、工人都回到了乡下，这时候，余昭华来到坯房里，对工人说：“你们要下乡的下乡，不下乡的就在镇里不要走，为防止街上关门闭市，缺米缺柴，每人发两块现大洋，或作路费或作菜金，再到家里装两泥桶米，大家安心渡过难关，等以后形势好转了再说。”让伍师傅感到更意外的是，景德镇解放没几天，余昭华的坯房就开工了，他领的米还没吃一点点。
关于余鼎顺复工的事，当时的报纸在头版以《余鼎顺五个坯厂全部开工》为题对余昭华的开明之举做了报道。这是景德镇解放后第一个开工的窑户，随后带动了一批窑户复工。

迟来的追悼会

在余祖继那间办公室里，他打开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老照片和余昭华生前的一些证件及文献资料。有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景德镇副市长工作证等。最吸引人的，是余祖继保存近三十年的余昭华追悼会的照片。
余昭华是1969年12月20日病逝的，去世之前曾担任过景德镇副市长，并任市工商联一至六届主委，市民建一至五届主委及全国工商联一至三届执委。按说，在余昭华病逝后就应该举行追悼会的，然而其追悼会却在他去世10余年后才举行，可以说这是一次迟来的追悼会。
在各界的评论中，对余昭华之于景德镇陶瓷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17军49师侦察连和146团前卫营冒雨进入景德镇，自此景德镇获得解放。余昭华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在黄金埠处理准备运往绍兴的瓷器之后，马上赶回景德镇。此前，他曾接触过以工商业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对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听到过一些宣传，有个基本了解。他一到家，见家里驻扎了近百名解放军，对他及家人态度和气，部队领导又与他谈到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他心中更加有底，庆幸景德镇人民和工商业者获得了解放。不几天，他参加人民政府组织的工商政策宣讲会，又明白了党对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感到共产党的政策好，在军管会向工商界开展支前借款活动时，他亲自开仓，请驻扎在家里的解放军，人人装满米袋，不计数目，并说不用归还。
当年5月，他第一个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积极恢复瓷业生产的号召，拥护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和实行“两资两利”的政策。他率先恢复生产，并利用自己在窑帮的影响，说服与动员同行开工。还将自己的窑场空出窑位，帮助一些小手工业主烧瓷器。在他的带动下，复工的窑户达646户，景德镇的窑火又红了起来。
由于余昭华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的积极表现，11月，被推选为景德镇市陶瓷生产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年3月，在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选定为景德镇市工商界代表，出席江西省首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动员工商界涌跃购买。余昭华当场认购300份。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余昭华带头捐款四千万元（旧币），还会同工商联其他人员，登门上户，发动窑户和商户捐款，共捐款一十五亿三千六百四十七万元（旧币），捐献“景市工商号”和“景市瓷联号”飞机两架，受到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的嘉奖。在1951年1月召开的景德镇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以近乎全票的172票(173名代表)，当选为副市长。
“文革”开始后，余昭华受到冲击，在1969年病逝。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余昭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余祖继说，当时追悼会的规格很高，在家的市领导都去了。
这是社会和景德镇历史对余昭华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