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一节 上层瓷石与景德镇五代北宋兴旺的制瓷业

1952年景德镇陶瓷馆吴良华老先生在南河地区的杨梅亭、白虎湾发现了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烧制碗盘的两处瓷窑遗址。1953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鉴定为唐代遗存并著文报导。⑩1980年以后，我们又在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等古瓷窑址相继发现了与杨梅亭、白虎湾窑烧法和型制一致的产品。通过对湖田窑的试掘与南唐二陵所出白瓷的比较，⑩我们认为以上瓷窑的废品均属五代遗物，它们证明早在10世纪前半期，今景德镇一带已经有许多窑场生产白瓷了，只是那时的装烧工艺比同期名窑(如邢窑、长沙窑)落后，⑩器物制作不精。但由于瓷釉洁白、瓷胎致密并具有良好的透光感，它在瓷质上似乎要比唐代极负盛名的邢窑产品更为优异。

这一时期烧造的白瓷，也许是诞生不久，或者是制作不精吧；也许是由于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而流布不广，以致不见于同期文献记载。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社会逐渐安定。在唐代以产茶出名的饶州浮梁，这时也开始以瓷名闻京师。从乐史《太平寰宇记》来看，饶州已在太平兴国时(976一984)列为向朝廷贡瓷的五州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记宋初饶州白瓷已是汴京皇家瓷、漆器仓库中的藏品了。随着装烧工艺的改进，成型技术的提高，过去质地精良制作粗劣的五代白瓷，至宋代己成为质地优异、制作精细的白瓷或青由瓷了。

1004年，饶州所贡白瓷居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赏识，于是宋王朝就正式在这个瓷窑所在地设置了景德镇。⑩

从我们在景德镇进行考古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凡有白瓷生产的五代窑场，如湖田、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等，在入宋以后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因为遗址上的宋代堆积比五代大为增厚，其产品量多而质优。浮梁南河与小南河一带的湖坑、三宝蓬、何家蓬、牛氏岭、月山下、小坞里、凤凰咀等出产瓷石的地方也相继兴起了中小型窑场。可见入宋以后，尤其是北宋中后期，这儿的窑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景德镇人程筠在崇宁四年(1105年)给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庙撰写碑文回忆他的故乡时，很骄傲地说：

番君之国善陶冶，运以口口遍天下。⑩

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江西、江苏、辽宁、内蒙、湖北、安徽、四川等十二省区的辽、宋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发现了青白瓷⑩，这些遗物为我们描画出其时的饶州瓷器有着广阔的商业市场。而沉睡在今景德镇南河或小南河一带的一处紧连一处的由青白瓷片与匣钵片组成的北宋时代的“工业垃圾”，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消逝已久的北宋浮梁“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图。

为什么质地最优的早期白瓷会出现在今景德镇南河一带呢?这一带的窑业为什么会在北宋时代得到蓬勃的发展呢?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社会原因。但我们以为与其地拥有丰富的瓷石矿、尤其是与其时的矿床拥有丰富的上层瓷石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层瓷石：

1．多裸露于地表或接近地表，容易被陶工们发现利用。

2．风化程度比中下层大，其硬度仅为莫氏4度，采掘十分方便，因而成本不高。

3。从其化学组分来看，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较高(约17～19％)而钾钠等氧化物却比较低(约3％)，既能烧制出半透明感很强的瓷胎，在1200。C的高温下也不易变形。

4．其矿物组成中含有一定量的绢云母与高岭石，成型时可塑性较好。

第二节 上层瓷石的枯竭与南宋时代的窑业危机

从有关史料来看，景德镇南宋窑业不但没有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却反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1． 从考古资料上观察：(1)南河一带在北宋曾经繁荣过的各窑场绝大多数没有南宋时代的遗物，象宁村、小坞里、月山下等数十处北宋窑址至此时多已停产，甚至包括规模巨大的南市街窑亦复如此。(2)能够持续烧造的仅见湖田窑与镇窑等少数几处，但其南宋堆积中，仰烧产品减少，覆烧器增多，大量生产的碗碟之类均为芒口。无论从其废品还是从江南南宋墓葬出土的景德镇瓷器来看，色泽不美的阴黄瓷器的比例都有增大的趋势,制品的适用与审美价值远逊北宋

2．从文献史料来看：蒋祈记其时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仅列举江、湖、川、广、福建、浙江等淮河、长江以南的几省，不记北方；北方金代遗址亦不见或极少见到景德镇南宋产品，可见其市场比以上北宋考古资料“描画”出来的范围大为缩小。南宋时代的政治形势与北宋时大不相同。 “靖康”以后，宋王朝丧失了广大的北方领土，景德镇瓷器市场缩小自与政治原因密切。但此时的龙泉与吉州窑无论是烧制技术还是生产规模却较前大有发展，那么，景德镇南宋窑业为何低落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因素所能解释。

清。康熙21年《浮梁县志·古迹》条：

监镇厅，宋设景德镇东南，后摧于水。嘉泰二年(1202年)，姚守谦徒镇西。

《宋史》卷三百九十《莫蒙传》谓：

莫蒙，字子蒙，湖州归安人……除户部员外郎。朝廷遣蒙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

清·嘉庆《河南强氏家谱》卷二《世系·子魁》条：

子魁，伯达公之子，……宋绍定戊子(1228年)以文学进，仕饶州通判，以监陶得至浮梁景德镇。

文献表明其时的景德镇仍有南宋政权设置的管理窑务的“监镇厅”，朝廷和饶州并直接委派官员榨取赋税。

《宋史·食货下七·香》：

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措。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绣、瓷、漆之属博易。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被有用之货,……。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三日高宗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瓷器既是诸蕃所需之物，宋高宗又热衷于市舶之事，景德镇瓷器的内销情况虽因宋金对峙难以和北宋相比，但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当时的瓷器外销15国，可见它仍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但是景德镇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为什么会在这时停产呢?

曾从许多方面考虑，我们以为和制胎原料的关系更为密切。从上章的考察得知，兴起于北宋的诸窑都是采用容易采掘、质地优异的上层瓷石制胎。但是上层瓷石总是有限的，象三宝蓬之类的风化型的矿床，当表层瓷石采完之后，中下层的瓷石由于铝氧含量低(仅13—15％)，钾钠氧化物含量较高(约6～7％)，烧结温度偏低，不能单独制胎。蚀变型瓷石矿(如南港之类)的下层瓷石(铝氧含量约15～17％)，质量也不及上层，虽能制胎，但由于南河地区地下水位高，开采艰难，成本必然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附于农业的、曾以其原料就近为之优势而兴起的小窑，必因采掘条件的变化或原料的质量变劣而不能持续烧造。

1980年，我们曾请轻工部陶研所测试湖田窑南宋时代的两件覆烧芒口碗，发现其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仅16％。印证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国外对该地商宋瓷片的测试结果，其铝氧的含量多在17％以下。⑩这一趋势证实：在南宋时代持续烧造的镇窑与湖田窑所使用的制胎原料多为中下层瓷石。

蒋祈《陶记》谓： “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能够制造精巧瓷器的原料仅进坑一处!?其他产地的瓷石的质量已非北宋可比了。由于《陶记》写于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年)⑩，再把这一重要文献印证以上所述的遗存情况和测试其遗物化学组分时取得的数据，使我们确信，南宋时代的景德镇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

那么，景德镇陶工如何度过这一危机呢?

从湖田窑与镇窑遗址上大量堆积着的支圈组合式窑具来看，其时碗盘等日用瓷的烧造己采用覆烧方法了⑩。把用中下层瓷石制成的碗坯翻转过来覆放在支圈上去焙烧，坯体成穹窿状，当然会起到减少变形的作用。但在原料的配制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即使在装烧工艺上进行改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遗址上瘫塌变形的废品仍然不少。更何况采用覆烧法烧成的瓷器因工艺的局限，其色泽多阴黄(窑室含水量增多影响升温)，其边口必然无釉。而这类边口无釉的所谓芒口瓷器，贵族们早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感到“不堪用”了。⑩南宋的景德镇出于不得已而持续生产，其售价可知。

其时的景德镇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除采用上述的覆烧方法之外，还设置过火房。

《陶记》谓：

至若冬泥冻脆不可以烧，坯陶既就不复易操，乃有“火房”。由于“火房”的设置，进行湿作业的工匠已不受季节的限制。把坯房变成暖室让工人操作，还不见诸明清记载，可见当时的市场对瓷器的需求何等迫切!

尽管采用覆烧方法能勉强利用软质瓷石并使窑室装载量高于北宋四倍，节省燃料四分之三⑩；尽管“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陶记》)”，湖田窑与镇窑的陶轮在滴水成冰的日子也不能停止旋转；但这些努力毕竟不能改变因原料的质量降低而造成的劣势。所以“镇之巨商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1 (《陶记》)今之不可复古矣!

这是蒋祈在《陶记》中记述景德镇南宋窑事之后，顺及流行于当时的言论。就原料这一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因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资源——上层瓷石，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陶工们把容易开采的蕴藏量有限的“高温瓷石”用尽之后，景德镇往何处去呢?摆在当时人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听任自然界的摆布，象许多曾经模仿景德镇生产过青白瓷的窑场(如江西南丰、广西藤县中和窑等)一样，把优质原料用尽之后归于灭亡；一是寻找新的资源，并把中下层瓷石利用起来。很值得庆幸的是景德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而迎来了元代的繁荣并使自己成为明清时代的瓷业中心。